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2）

第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根本要求。无产阶级走上世界历史舞台，目的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把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从而与共产主义的事业连在一起，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观。马克思主义从诞生时起，时代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根本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特有品格。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与时代同步，不与共产主义事业的远大目标相连，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就会停滞，就会失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第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需求。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不是一种主观意愿，而是实践的呼唤和需要。从根本上说，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理论内容是工人阶级的理论，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理论。正因为如此，最广大人民群众熟悉它、理解它、接受它，乐意把它作为是“每个有觉悟的工人必读的书籍”，用它来武装自己的头脑。马克思主义只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才能永葆革命的青春。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真谛。

第三，马克思主义欧洲化、中国化、世界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马克思主义的欧洲化，是指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已传遍欧洲并被付诸实践。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从第一版印行以来，在恩格斯那个年代，就出版了几种外文译本。恩格斯说，1880年法文版的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波兰文版和西班牙文版就是根据这个法文本译出的。1883年，我们的德国朋友用原文出版了这本小册子。此后，根据这个德文本又出版了意大利文、俄文、丹麦文、荷兰文和罗马尼亚文的译本。这样，连同现在这个英文版在内，这本小书已经用10种文字流传开了。据我所知，任何社会主义著作，甚至我们的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没有这么多的译本。在德国，这本小册子已经印了四版，共约两万册。”

这表明，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的欧洲化，是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伟大胜利成果。此后，进入20世纪还有一个俄国化问题——列宁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的欧洲化本来也包括俄国化。

综上，马克思主义欧洲化、俄国化、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不同历史阶段，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则是一个历史总趋势。无论是欧洲化、俄国化还是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地区、本国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来实现其“民族化”“具体化”，这才是“化”的要义所在。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传入中国，在19世纪末就开始了。1899年，上海广学会创办的《万国公报》上发表的《大同学》中提到了“马克思”，这是中文报刊上最早的马克思的中译名。但这并不是中国人自己的译著。中国人在自己的著述中，首次提到马克思的是梁启超。他在1902年9月的《新民丛报》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把麦喀士（即马克思）称为“社会主义之泰斗”。

我国最早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并摘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朱执信。1905年，他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2号发表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中，第一次比较详细地叙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活动，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写作背景和中心思想，并节译了其中的十项纲领。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著文介绍《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译本是陈望道于1920年翻译的。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吃墨汁”的小故事：一天，陈望道的母亲送来粽子给儿子当点心充饥，外加一碟红糖，留沾粽子。过了一阵，母亲来取碗筷，惊奇地发现儿子满嘴乌黑，红糖却原封未动。老人家爱怜又带几分生气，问道：“吃完啦，这糖甜不甜呀？”陈望道仍浑然不觉，头也不抬说：“甜，真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及这个故事，以党史上的感人故事，激励广大干部保持理想，坚守信仰。

《反杜林论》的第一个全译本是吴黎平在1930年译成的。但他的成果出版之后，译者本人就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了。《资本论》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费了十年工夫。郭大力和王亚南于1928年开始翻译，第一卷译稿尚未问世，就在1932年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炮火烧毁。1934年两位译者又再次从头开始翻译，直到1938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简称三联书店）印制出版。

第二，马克思主义从日本间接传入中国。在中共早期成员中，留日学生占了很大的比例。陈独秀去日本最早，从1901年至1915年前后达5次之多。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李汉俊、李达、陈望道、董必武、周恩来、彭湃、施存统、周佛海等，先后赴日本留学。在留日群体中，以李大钊、李汉俊、李达为优秀代表，“三李”的理论素养较高，社会影响最大。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到日本留学？日本经过1868年“明治维新”一跃成为强国，吸引了许多中国青年到日本寻找救国的出路。20世纪初，中国形成留学日本热潮，从1900年的百人增加到1905年五六千人。与此同时，日本也出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高潮，社会主义者界利彦等创办《新社会》杂志，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社会主义先驱者幸德秋水写的《社会主义神髓》于1903年译成中文，成为第一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

十月革命后，中国留日学生不断地把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翻译到中国。1919年1月，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创办《社会问题研究》，山川均创办理论刊物《社会主义研究》，陆续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译文，对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1920年，幸德秋水所著《广长舌》和《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译成中文出版，在当时中国颇为流行。“社会主义”一词也是在此时从日语中引进的。

李大钊同志于1914年1月到日本留学，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并于1916年5月回国。这期间，正是袁世凯大闹恢复帝制的时候，李大钊同志积极组织神州学会，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秘密进行反袁活动。留日期间，李大钊同志受幸德秋水和河上肇的讲授和著作影响较大，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后，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李大钊同志在1919年8月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有力地批驳了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实验主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帮助广大青年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的界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开辟了道路。1919年9月，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另外，李达曾说：“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得自日本的帮助很大，这是因为中国没人翻译，资产阶级学者根本不翻译，而我们的人又翻译不了。”1920年8月，李达回国后，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担任中共上海发起组创办的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的主编。同年12月，李达发表《社会革命的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文章，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作用，有力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谬论。

第三，马克思主义从法国、德国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很多都有旅欧经历，五四运动后，周恩来、蔡和森、陈毅、邓小平、赵世炎、陈乔年、陈延年、王若飞、罗亦农、彭述之、向警予、朱德、蔡畅、聂荣臻、李维汉、李富春等赴法国勤工俭学。

比如，蔡和森。他1895年3月出生于上海，1913年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创办《湘江评论》，参加五四运动，在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期间，他先后致信毛泽东等，明确提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拯救中国与改造世界，要发展中国革命，先要组织党——共产党。他第一次旗帜鲜明地称这个党为“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等人在欧洲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接受了有关革命的新思想、新理论。当年，中国共产党的巴黎组织称作“旅欧总支部”，由赵世炎任第一届总支书记，周恩来任第二届书记。旅欧总支部领导的范围不限于法国，还包括德国和比利时。周恩来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共产主义能使这个责任无国界无种界地放在无产阶级的肩上，只有共产主义才“能使中国民族得列于人类中间彼此一视同仁”。作为旅欧总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经常奔波于巴黎和柏林之间，而且在德国逗留的时间往往较长。在柏林，他认识了比自己年长十二岁的朱德。朱德后来通过周恩来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