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恩格斯的崇高精神和光辉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中国学术的灵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帜。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理论的方式实质性地介入了当代中国乃至世界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破解之中，实现了中国道路的学术表达，为中国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谱写了理论创新的时代华章。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者之一，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立、传播以及大众化作出了卓越贡献，使得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扎根并结出累累硕果。时值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设立“大美哲学”名家讲坛，邀请国内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于2020年6月17日—23日举办“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系列讲座”（以下简称“系列讲座”），以学术报告和思想对话的形式，表达我们对这位思想巨人的敬意与纪念！本次“系列讲座”共三场，为增加学术互动和讨论的深度，讲座特邀学界资深编辑担任点评人，青年才俊担任与谈人。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300名师生在线参加讲座，线上会议室场面火爆，反应热烈，在哲学界引起以学术的方式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的热潮。

6月17日讲座视频截图

6月17日讲座（第一场）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唐正东主讲，主题为《贫困问题的唯物史观解读：青年恩格斯的理论贡献》，主持人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王海锋，点评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黄慧珍编审，与谈人分别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张梧、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讲师刘梅。

唐正东以西方学术界对“恩格斯的哲学素养”的质疑为切入点，认为所谓“恩格斯的哲学素养不够”主要是指其关于黑格尔主义哲学方面的哲学知识不够。事实上，恩格斯具有很高的哲学天赋和素养，这使他通过另一条途径到达历史唯物主义。这点我们完全可以从恩格斯关于“贫困问题”与市民社会的变革问题的讨论看出。由此，他从三个方面做出分析：（1）恩格斯关注的焦点问题是贫困的问题，尤其是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及其状况问题。恩格斯主要是从社会历史观的角度来谈贫困问题，因为这一问题的出现与社会历史变革紧密相关。（2）恩格斯对贫困的唯物史观解读。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变革的产物；“贫困”问题不是抽象的穷人的贫困，其一定是工人阶级的贫困；是资本家占有了新创造出来的工业力量，并完成了对无产阶级的统治，才导致了工人的贫困。因此，要看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性，不能将解决贫困问题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身上。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和穷苦本身具有全国甚至世界历史意义；通过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问题，完全可以看到社会历史关系的矛盾性以及变革的必然性。（3）唯物史观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建构的，只不过马克思是“第一小提琴手”。事实上，恩格斯对工业革命以及18世纪英国社会状况的理解，是要比马克思敏锐的。马克思的长处在于挖掘现实问题的历史本质。

在点评环节，黄慧珍认为，社会变革社会进步的大背景下，解读青年恩格斯关于贫困问题的理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我们今天在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需要关注青年恩格斯在研究工人阶级状况时所呈现的研究方法，即亲身参与进去，然后获得实证的一些资料，对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做出深刻揭示。同时，青年恩格斯给予我们的治学启示在于，不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纯理论问题还是关注现实问题，都不应滑向纯理论的维度，固守于纯理论的、纯学术的那种麻木不仁的状态，而是应该向青年恩格斯那样，关注现实问题，关注世界的改造和人类的进步问题。

在与谈环节，张梧提出，该学术报告在方法论高度上具有重要价值，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思想史的还原方法”，即把青年恩格斯还原到了当时的英国和德国的时代语境中去进行分析，然后做一些同类的比较。同时，恩格斯与马克思虽然都达到了对所处时代问题的自觉，但其对于社会的理解存在差异，例如，马克思非常强调从社会关系去理解资本主义的现实社会，恩格斯似乎更注重在个体实践的意义上去理解这样的社会现实。刘梅认为，恩格斯在“思辨哲学方面的素养”差了那么一点，这反倒是其哲学关注现实历史的长处所在。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当中，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与作为现实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无产阶级概念是建构的概念还是现实的概念，需要我们进一步展开研究。

王海锋在总结时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三个时候到了”：一是“守正创新”的时候到了，即我们的学术研究既要关注现实问题，又要开拓基础理论；二是一种方法论自觉的时候到了，即在思想史的还原方法的指导下，开掘思想资源实现学术命题的返本开新。三是学术化阐释的时候到了，或者说主体性自觉的时候到了。这种学者的主体自觉，就是在反思苏联传统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基础上，重新理解诸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命题、青年恩格斯的思想、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等等，推进学术理论的创新。

6月20日讲座视频截

6月20日讲座（第二场）由北京大学哲学系聂锦芳教授主讲，主题为《“谢林—黑格尔学案”与恩格斯哲学思想的起源》，主持人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讲师刘梅，点评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动态》编辑部编审贾红莲，与谈人为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副教授黄志军、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讲师胡昕雯。

聂锦芳首先反思以往的恩格斯研究，认为存在三方面的偏差：一是注重“社会批判”（资本主导下的经济运行方式及其社会现实）而忽略“政治批判”（专制制度下的等级结构、权力分配及其思想控制）；二是维护我们相对熟悉的思想立场和现实态度，而忽视理论的宽广视域、包容实质以及与时俱进的策略选择和多向变通；三是“断裂论”和“不成熟—成熟说”的流行导致对中后期理论的过分重视而忽略了对其早期思想起源的梳理和辨析。本次讲座的内容就是他基于后一方面的考量而展开的分析。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进程中，谢林与黑格尔之间的复杂关系引人注目，构成思想史上重要的学术事件或“公案”，聂锦芳选取了谢林晚年应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邀请赴柏林大学接替黑格尔去世后空出来的教席讲学的事例进行讨论。这是一场“很有特色的”思想论争，恩格斯是以在柏林服兵役的志愿兵的身份来旁听的，并随即写下《谢林论黑格尔》、《谢林与启示》《谢林——基督教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等著述，由此，他的思想突破了“不来梅时期”观照社会和时代问题的感性态度，进入了理性沉思阶段。聂锦芳把恩格斯对谢林与黑格尔之间的思想差异的理解概括为五个方面：哲学的阐释方式和体系追求；理性的功能和界域；“同一哲学”中的“否定”与“肯定”；Potenz三阶段的关系；现实态度：革命还是认同。据此，聂锦芳不同意有的研究者关于恩格斯对谢林的评论是基于纯粹的偏见的论断，认为其中虽然有一定程度的误解，但恩格斯对两人哲学思想的差异的把握大致是准确的，他也不是完全的“黑格尔派”，其中也有对黑格尔的超越和对谢林思想的吸收（“青春之火化为热情之焰”）。这段思想巡礼对恩格斯最直接的影响体现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资本社会的分析；而如果从恩格斯思想起源看其晚年的《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等著述，则不难发现其长远和持续效应。最后，聂锦芳由此申发出对全球化时代理性精神的思考，认为面对复杂而难解的现实困境，被视为落后和保守、已经“过时”的理性思维、总体观照、系统性原则等较之于非理性情绪、个体中心、国家至上等更值得珍视和弘扬，这就是黑格尔思想的现实意义，也是我们从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中获得的启示。

在点评环节，贾红莲认为，“谢林—黑格尔学案”构成了恩格斯哲学思想形成的背景支持，聂锦芳教授从哲学思想史上对恩格斯早期哲学思想起源问题的讨论，初步确立了恩格斯哲学思想的起点。当前的哲学研究方式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这需要我们重视研究的情境理性视域，即要考虑特定时代条件和特定的实践心态；要摒弃沉迷于仅仅是针对个别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方式，要做出系统的思想和理论建构；要基于文本又超于文本，将学术性和现实性很好地结合起来。

与谈人黄志军认为，我们需要全面理解“谢林—黑格尔”学案的理论实践。其实从当时的语境来说，这场争论与其说是一场学术争论，还不如说是一场政治争议，就是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一个斗争的理论表现。与当时黑格尔派的理论倾向一样，恩格斯的哲学倾向是厌倦绝对精神，绝对自由，转向现实、现实的自由、现实的精神、现实的国家、现实的社会，其哲学表现就是它立足于黑格尔的一端，这在“谢林——黑格尔学案”时期的表现为，他立足于黑格的自我意识的一端，来开启自身早期的哲学思考。胡昕雯提出，通过“谢林—黑格尔学案”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了恩格斯的一个不一样的面相，特别是恩格斯的思想的起源，及其青年时期的思想，这大大的拓展了对于其思想的认识。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需要借助于文本客观地去还原思想家的思想；需要透过文本，透过历史回到那个时代，去更好的理解我们所研究的思想家的思想。

主持人刘梅在总结时认为，聂锦芳教授以恩格斯的早期著述为线索，参照谢林、黑格尔的一系列著作，为我们分析了恩格斯关于谢林和黑格尔思想的五点差异，并且分析了这些对恩格斯在思维方式上的一系列影响，这一探索对于我们重新理解青年恩格斯的思想起源及其后期思想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6月23日讲座视频截图

6月23日讲座（第三场）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臧峰宇教授主讲，主题为《晚年恩格斯视域中的“历史科学与哲学科学”》，主持人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王海锋，点评人为《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编辑部研究员毛殊凡，与谈人分别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孙乐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洪源。

臧峰宇认为，晚年恩格斯关于“历史科学与哲学科学的总和”的命题，对于我们理解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重要价值。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需要在几个方面着手：（1）历史唯物主义表述的“科学”话语。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的主要是“Wissenschaft”（科学）这个词，它被定义为“对知识、科学、学术、学问的一种系统的追求”。在恩格斯的语境中，“Wissenschaft”包含“关于人的科学”“历史科学”“关于社会的科学”三层含义。（2）晚年恩格斯强调用“科学”理解哲学的功能，实际上是想把18世纪以来陆续从哲学中分离出去的学科，融汇到历史科学之中加以综合研究，以历史科学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实，同时以哲学来审视这种变化的现实，由此开启一种“新世界观”，并为此提出了“历史科学与哲学科学的总和”这样一个合理的表述。（3）“历史科学与哲学科学的总和”具有五个方面的内涵：历史科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特质；德语的科学（Wissenschaft）实际上指的是广义的学术（Academic）研究；尽管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都采用科学路径，但历史科学包括哲学科学，正如哲学科学包括历史科学一样；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具有哲学形态，并非因为它是纯粹的历史科学，而是因为它具有哲学科学的规定；20世纪以来兴起的各种应用哲学（或领域哲学、分支哲学）都是“哲学科学”的思想后裔。

在点评环节，毛殊凡提出，对于晚年恩格斯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相关的问题的讨论，对于哲学学科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今天我们所讲的历史、哲学和科学其实是三个概念，历史都是当代人的历史，对历史的阐述都是对当代的阐述，特别是从阐释学角度出发加以讨论。而科学讲究的是发现发明。哲学是反思的科学，反思的学科它是最易于创造的、创新的学科，所以三者的特征、取向不一样。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在进行哲学研究时既要保持创造性的也要保持自身的严谨性。

与谈人孙乐强认为，关于历史科学和哲学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问题。从经典文本和思想逻辑看，《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历史科学”是包括自然史即自然科学的。到了晚年，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科学”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历史科学”是否一致？在内涵上是否存在变化？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此外，晚年恩格斯指出，哲学就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而这种思维已经在自然科学、人类社会历史、思维科学的发展中得以呈现出来。那么，在这一语境下，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哲学科学与历史科学的关系呢？这也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杨洪源提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需要我们还原回归文本的具体的语境来考察恩格斯、马克思所提出的具体概念的内涵，例如恩格斯那里的“科学”显然是指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在内的学说。今天我们在继承恩格斯的思想遗产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要去学习他的理论体系的建构的方式，以及其中蕴含的方法论的作用。

主持人王海锋总结认为，我们以“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为契机，展开系列学术活动的目的就在于，缅怀恩格斯的伟大人格和历史功绩，重温恩格斯的崇高精神和光辉思想，以学术的方式来纪念这位思想巨人，能够回应或者说关照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臧峰宇教授讲座的价值在于，在命题剖析中展开思想创造；在回溯思想史中开辟未来；在基础理论的探讨中关注现实问题。对于今天的哲学研究来说，我们提出三个倡导，（1）当我们今天来缅怀这位伟大思想家、阅读他的经典问题、研讨他的思想，去回应诸多问题的时候，我们倡导“回归”并不是在思想的还原中回到过去并原地踏步，而是要“返本开新”。（2）当我们倡导系统性的学理性的进行学案分析的研究的时候，并不是单纯的知识化的构造，而是要在方法的继承中展开思想的创新。（2）当我们倡导展开学术研究，要关注经典文本中的命题的时候，并不是为了知识而知识，而是为了将学术研究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现实问题、战略问题相结合。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在不断倡导回到恩格斯、缅怀恩格斯、追溯他的思想的轨迹、探讨其思想所包含的各类学术问题。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对今天的现实生活有所关照，就是在伟大的思想家所思考的问题中，来历练我们的思维，来汲取思想的资源，并在此基础上来观照当下的中国和当下的现实。所以说，当我们如何进一步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个问题时，其实我们依然要向伟大的思想家们致敬，向他们去学习。以学术的方式来缅怀伟大的思想家，其旨趣在于，那些伟大的思想召唤着我们，我们可以同样伟大！

据悉，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大美哲学”的学术品牌，构思源自费孝通先生所讲，“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庄子?知北游》所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吉林大学资深教授孙正聿所力倡的“美其道而慎其行”。“大美哲学”倡导“哲学之美”就在于各美其美和美美与共。该学院将依托“大美哲学”品牌举办“大家”论学、名家讲坛、学术沙龙、学术工作坊、青年论坛、思想对话会、读书会等一系列学术活动，为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绵薄之力。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