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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报告人:赵智奎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简 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传播的结果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是发展的必然,大势所趋。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赵智奎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路径和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种形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去”四个部分,详细阐述“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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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12 09:16
  •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中,在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只能中国化,必须中国化,必然中国化,舍此无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和“具体化”。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传播的结果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稿][课件]

  •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主要有日本、欧洲、俄国三条渠道。第一,马克思主义最早从日本间接传入中国。第二,五四运动后,一批中国先进分子留法勤工俭学,直接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传入国内。第三,十月革命后,苏俄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直接帮助中国先进分子学习、研究、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稿][课件]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时空上“化”的进程,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经过“民族化”“具体化”而“化”出来的结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中,继承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推进和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态,巩固和完善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形态。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道路、制度。[文稿][课件]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对外传播,是“两个需要”(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与“两个走向”(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也是世界走向中国的进程)同步加速的必然选择。中国要更好地适应“两个需要”和“两个走向”,就要加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对外传播,加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成就的对外宣传。[文稿][课件]

     

    专家

    赵智奎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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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研究

    人类历史的车轮驶入21世纪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仍处于低潮。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和苏东剧变,世界上信奉社会主义的国家逐渐减少。在西方资产阶级政客看来,20世纪社会主义的气数已尽,21世纪将建立一个由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新的世界秩序。他们甚至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这是苏联解体、苏东剧变后的社会舆论。

    然而,与西方资产阶级的宣称正相反,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但没有死亡,而且随着马克思本人被评为“千年伟人”,呈现出愈来愈旺盛的生命力。伴随着新世纪的曙光,马克思主义仍在世界的大地上广泛传播。特别是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明确规定,而且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思想基础。特别是当西方政客看到中国依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这样一个事实,就不得不感叹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在世界上仍然高高飘扬,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正如当年西方叫嚷“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时,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哪有这回事!”“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指南。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教条,只有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个基本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中,在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只能中国化,必须中国化,必然中国化,舍此无他。具体表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和“具体化”。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传播的结果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至于论文,也是数不胜数。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传播一直是我国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因而相关成果非常丰富。比如:丁守和等的《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联书店1979年版);林代昭等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中共中央编译局马恩室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林茂生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高军等的《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的《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在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胡绳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彭继红的《传播与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1899-1921年)》(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柳国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张德旺的《新编五四运动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石仲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简明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程恩富等的《马克思主义与新中国六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梅荣政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庄前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出版和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等。

    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比如: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美国学者德里克的《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美国学者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一批汉学家对于中共早期的历史研究成果显著,其间有多处涉及马克思主义传播问题。比如:费正清的《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另外,韩国学者宋荣培的《中国社会思想史:儒家思想、儒家式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可能性。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多有论述,说“中共成立以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大部分是经由日本传进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在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面发表了很多著作。比如: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英国前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的《邓小平传》;美国作家罗伯特·库恩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美国纽约大学教授熊玠的《习近平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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