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立昇：中国重大发明创造的再认识（4）

三、中国历史上重大发明概述

通过对中国历史上重大发明的梳理，可以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重大发明的数量有着明显的差异和起伏。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重大发明有3项；商周时期，重大发明为4项；两汉时期，重大发明的数量明显增加，达9项之多；魏晋南北朝只有1项重大发明；隋唐五代的重大发明增至5项；两宋时期的重大发明也有5项；明朝只有1项重大发明；清代按我们的评级标准没有一项重大发明。也就是说，我国从明代后期开始，科学技术进入低潮。清朝灭亡至今，百年间我们遴选出来两项重大发明。以上数据大致反映出中国不同时期重大发明数量的变化，也说明不同时期中国人的创造活力是有起伏变化的。从重大发明的数量来看，宋元时期与隋唐时期相当，但是宋元时期是处在战争状态，所以那时候科学发现和理论性的重大成果要比隋唐时期多；而隋唐时期技术方面的成果较多，但是理论方面的创新相对要少。也就是说，战争时期人们的思想不统一，但是比较活跃，对于理论性创新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大一统王朝建立之后，社会安稳，由于生产发展的需要，工程、技术方面的成果更为突出。如果对中国整体的科技创新和创造力做一个评价，我想应该把科学的发现、技术的发明和工程方面的重大成就综合起来加以考虑，这样才能给出一个相对客观的结果。

四、对中国重大发明创造和中国人创造力的再认识

为了更全面、更准确地评估不同时期中国人的创造力及其起伏变化的趋势，还应考虑不同时期重大科学发展和工程的成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有一个项目，他们组织了一批研究科学史的专家对中国古代的重要科技发明创造进行论证，并于 2006年出版了《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一书。书中共列出88项中国古代重大发明创造，包含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工程成就。因此我们把这88项的重要科技成果作为了基础数据。

我个人认为，有几项没有收录在《古代重要科技发明》中的科学成果也应作为重要发明，比如汉字、中式烹调术、高效犁和耧车。

国际技术史学会主席、英国技术史家白馥兰曾经对中国的犁耧的重要价值以及在欧洲的传播进行了专题研究，论证了它对于欧洲农业革命的重要贡献。查罗纳在《改变世界的1001项发明》一书中也给予了铸铁犁高度评价，书中表示，近一千多年来撒克逊人的农耕方式一直一成不变，在犁地时农民使用的是公元前5500年美索不达米亚人使用的原始刮地犁，因此犁地成为一件繁重的工作。1797年，新泽西州铁匠查尔斯纽博尔德发明了一种效率更高的犁，这种犁用铁铸成，其独特之处在于将犁的三个主要部件铸成一体。这三个部件分别为犁板、犁头和犁架，这种犁还用滑板控制方向，使犁沟更直。而我国在西汉时期，这种拥有犁壁的犁已经非常发达了，并且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仍在不断改进。唐代，我国发明了江东犁，在犁的操作系统上又有了改进。一直到了现代，在一些边远地区还在使用。

白馥兰在其文章引用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一些研究农业史的专家的观点，他们普遍认为东亚的犁，特别是中国的犁对欧洲的近代农业革命产生了重要作用。白馥兰在文章中除了肯定十九世纪初农业史家的观点之外，还提出耧车也是重大发明。但不同的是：犁是直接传到了欧洲后经过改进，基本上直接沿用了中国的方式；而耧则是传到欧洲后进行了重新设计，但也受到了中国耧的启发。

另外，南北朝时期祖冲之关于圆周率的科学计算也是一个重要成果。祖冲之提出了圆周率大于3.1415926，小于3.1415927，把圆周率的精确值精确到这个范围内。同时他还给出了密率和约率（祖冲之算圆出圆周率在在 3.1415926 到3.1415927 之间，把前面的小数化为分数的话近似的为22/7，称之为约率；把后面的小数化为分数的话近似的为355/113，称之为密率。）

除此以外的科学成果，我认为还有五项：

第一项是华罗庚关于多元复变函数论的开拓性研究。

第二项是汤飞凡在世界上最早分离出沙眼病毒。汤飞凡先生毕业于湘雅医学院，后又到哈佛大学医学院病毒系留学。回来后，他做了大量工作，在民国时期的中央防疫处负责科学研究药品监制研究工作。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青霉素刚发明不久，汤飞凡先生就在昆明研制了青霉素。当时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来到中国援助科学家工作，到了云南昆明后，他对汤飞凡在这么艰苦的条件研制出青霉素以及多种其他药物的不易，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英国的Nature杂志上介绍中国科技专家的工作时，李约瑟特别提到了汤飞凡的工作。汤飞凡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组建了天坛生物研究所，很多疫苗的研制都是由他主持的，比如牛痘、白百破、乙肝等疫苗在当时就开始研制了，而且研制的成果紧跟国际前沿。特别是他最早分离出来了沙眼病毒衣原体，并用这个方法大大地降低了沙眼的发病率，这项成果被国际眼科协会授予了最高奖。

第三项是中国首先完成了结晶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这是人类第一次来完成胰岛素合成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