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建明：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展与展望（2）

二、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展

（一）高质量发展的进程

1.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我国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过程中，涉及三期叠加、增长动能转换的问题。从经济增速放缓的过程中看，我国GDP在1992-2011年年均增长10.5%，在2012-2014年年均增长7.6%，在2015-2019年年均增长6.7%。从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经验看，高速增长与高质量发展不可兼得。也就是说，速度与质量不可兼得。具体看：

第一阶段，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我国完成了价格改革，释放出巨大的制度红利，标志我国从计划经济逐步转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我们经济增长快速，主要是因为改革激励大家创新、创业，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第二阶段，从1993年到2000年，我国完成了财政金融改革，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意味着改革向金融业纵深推进。财政金融改革通过进行分税制、商业银行改革、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第一次人民币汇率改革等一系列改革，使改革红利集中显现，经济高速平稳增长。

第三阶段，从2001年到2011年，我国大力推进对外开放，释放出巨大的开放红利。以2001年加入WTO为契机，中国经济嵌入全球价值链，承接了国际分工的部分转移，推动经济加速增长。

第四阶段，从2012年到2020年，我国转换增长动能，一些红利逐步消失，突出特点是经济结构调整，导致经济增速放缓，这里还有一个叠加因素，就是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在这一阶段，主要面临两个问题，一是中等收入陷阱，另一个是刘易斯拐点。不管是哪个问题，实际上都集中在人口红利消失上。

2.新旧动能转换

新旧动能转换顺畅。通过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工业退潮，服务业兴起。服务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同时，一些新兴业态也在逐步兴起，如信息技术、房屋租赁和商业服务等发展迅速。一些传统业态采用新的运营模式，如电子商务、电子支付等占据市场主流。一些传统业态下行压力较大，如建筑业、传统批发零售业。这些传统行业的下行为新旧动能转换腾出空间。在这一过程中，我国能源结构不断优化，如煤炭、原油占比下降，水能、核能、风能占比上升。可见，高质量发展推动绿色发展。

（二）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三大制约因素

1.人口红利消失

近年来，如世界上很多国家一样，中国也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第二代农民工和民工荒的问题。2012年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但总人口仍在继续增加，目前已经达到14亿。从人口数据上看，劳动年龄人口在绝对减少，老年人口在不断增加。这里涉及一个人口出生率的问题。《中国生育报告2019》显示，2018年出生人口为1523万，较2017年下降200万，创1949年以来除1960-1961年自然灾害时期外的新低。2018年出生率降至10.94‰，创1949年以来新低，总和生育率降至1.52。可见，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下降，从源头上导致劳动力成本日益上升，进而导致一些制造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

2.粗放投入与债务扩张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以粗放型增长为主。也就是说，主要依赖于要素的投入，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要素的投入主要体现在资金上，所以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债务扩张越严重，各部门负债率就会越高。这就需要用高杠杆来刺激高增长，同时也产生了一个金融稳定性的问题，即债务负担不断加重。

3.区域发展不平衡

以前叫“孔雀东南飞”，现在叫“北雁南飞”。为什么？以前是西部地区的资源往东部流，现在是北部地区的资源向南部流。现在来看，那些增加较快的城市大部分都在南方，而北方的一些城市增长较为缓慢。北方资源向南方流，首先是人口流动，从2017年以来有关数据看，人口流出省市大多在北方，流入省市大多在南方。其次，人口流动带动资金流动，推动南方经济发展越来越快，越来越好。此外，人口流动带动南方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城市竞争力大大增强。2018年上半年，南方经济在全国经济的比重已经上升到62%，相应的北方占比下降到38%，已经形成一个头重脚轻的格局。

（三）三去一降一补

1.去产能

总体上，我国大部分行业的去产能进展顺利，但有个别行业出现产能反弹，比如采矿业。这可能与国家补基建短板有一定关系。另外，具体到某一个行业，我们看到，在钢铁去产能的背后，毛利率也在下降，说明这是成功运用了市场化的手段去产能。

2.去库存

去库存，主要是看企业的存货周转率。如果周转率加快，就是去库存，反之则是加库存。由此来看，建筑、餐饮、信息技术等大部分行业的去库存进展顺利，批发零售、汽车制造等少数几个行业在加库存。尤其是汽车制造行业，已连续多月产销负增长，去库存压力非常大。

3.去杠杆

从央行统计的5000户工业企业来看，这些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特别是2015年以来这些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出现明显下降，且下降幅度较大，表明我们去杠杆的成效是很显著的。

4.降成本

从成本角度看，2015年以来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成本整体上有大幅下降。但在此过程中，存在一个结构性不平衡的问题。特别是在成本下降后，国有企业成本较低，而民营企业成本较高。比如，在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民营企业成本比国有企业高出6元。从费用角度看，2019年以来我们一直在降低企业的各种费用。整体上看，国有企业费用比民营企业要低，虽然差距不大，但体现出在降低费用上需要进一步均衡。

5.补短板

补短板，补的是基建短板。现在，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在固定资产投资上都出现了投资意愿下滑的问题，但是由于我们措施得力，目前下滑得不是很厉害，总体进展较为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