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苏镇：习俗与教化——古代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形成（4）

西汉后期，朝廷受贾谊学说影响掀起了一场托古改制的运动，把西周的制度重新建立起来，但因王莽过早地认为“天下太平”从而开始“制礼作乐”，这种不合时宜的制度最终引起混乱而失败了。

东汉建立之后，因为有先前的经验教训，所以儒生们坚持了“太平才能制礼作乐”。在这种情况下董仲舒的方案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套理论的影响之下，东汉人在推行教化方面做得比较深入。东汉章帝时期召开了一场讨论儒家经典的学术会议，即“白虎关会议”。其中提到了“教者，何谓也？”讨论的结果是“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强调要身教而不是言教，只有自上而下以身作则树立榜样，下面的人才会效仿。经证实，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东汉的士大夫特别重视修身养性，所以东汉社会可谓是忠孝成俗。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意思是自夏商周三代灭亡后，教化最好的、最成功的就是东汉。此外，由于东汉士大夫强调节俭，因此当时即使是当官了仍然过着俭朴的生活。东汉末年仲长统写了一篇文章，大意为社会上有很多当官的人可以坐好一点的车，他仍然像当百姓时候一样坐破车，当官的人有俸禄了可以吃得好一点，有些人仍然像老百姓一样吃糙粮。当时社会称赞这些人为“莫不称述以为清邵”，意思是这样的官员老百姓就觉得他们当官是为了治理国家而不是为了发财。

到了东汉末年，这种教化的效果越来越差。因为这种做法要求太高，在社会上只有少数士大夫能做到，普通百姓更做不到。于是社会上开始出现了批评的声音。如“南阳五圣”之一的张衡提出：“夫情胜其性，流遁忘反，岂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贤，不能见得思义。”人的本性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一个人要让自己善的本性战胜恶的欲望是很难的，只有大贤才能做到，不肖、中人都做不到。所以东汉的少数士大夫做出如此好的榜样，但不能指望百姓会去效法。对此，仲长统也有类似的批评，他认为治天下不能追求“空言高论、难行之术”。

四、“中人之制”——郑玄礼学的意义

东汉末年出了一位叫郑玄的大学者，他提出了一套突出“中”字的学说。郑玄认为礼学是“中人之制”，汉代的儒家把社会上的人分为贤人、中人、不肖三等，“中人”就是普通人。社会上绝大部分的中人可善可恶，受到教育就会成为好人，相反就会变成坏人，是社会上最需要教化的人。

《中庸》：“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郑玄注：“庸，常也。用（以）中为常，道也。”中庸就是“以中为常”。郑玄认为，所谓“君子之道”就是教化之术，而最好的教化之术是中庸。按这个理论，君子之道是最好，但不是最高的、最难的。郑玄讲的道是指治国治天下的基本政策、基本方式。按照他的理解，君子之道就是教化之术，最好的教化之术是“中庸”。

《中庸》：“中庸其至矣乎……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郑玄注：“言中庸为道至美……过与不及，使道不行，唯礼能为之中。”中庸是一个平常的的标准，贤者会认为这个标准有点低，不肖者会认为这个标准有点高，但这是最好。比中庸更高、更低的制度都不行，只有中庸才是最好的教化之术，而只有儒家的“礼”最能体现中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