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林：请历史记住他们 ——“两弹一星”研制给我们的启示（6）

四、功勋背后，论“两弹一星”精神的内涵

讲奉献、有担当。

前面我们提到过，1958年，邓稼先从中国科学院调到核武器研究所，投身核武器研制。下面这张照片是他接受原子弹研制任务之后拍摄的一张全家福，包括他的夫人许鹿希，两个孩子邓志平和邓志典。

据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回忆，邓稼先投身“两弹一星”研制前后就像变了一个人。在投身原子弹研制之前，邓稼先在家里会跟许鹿希开玩笑，吹嘘自己的英文是如何如何好。他跟许鹿希说：“你就考我，什么都难不倒。”许鹿希说了斑马、河马，果然都难不倒，“麻醉”也难不住他。因为许鹿希是学医的，后来她就说了一个专业名词“视网膜”，邓稼先答不出来了，哈哈大笑，向妻子表示认输。投身原子弹研制之后，邓稼先常常走神，晚上回到家里也是沉默寡言。有时在家里谈起有趣的事，他才又恢复了以往的爽朗，开怀大笑，但有好几次笑声突然中断，工作中的问题又把放松的心情挤到了一边。

许鹿希还回忆，邓稼先原来工作忙的时候，晚上回家放松心情，总爱听贝多芬的《第六田园交响曲》，自从投身原子弹研制之后他就变了，改听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即《命运交响曲》），邓稼先要从音乐中找到迎接挑战、战胜困难的勇气。

还有一件事，邓稼先做核武器研制有相当长的时间要到西北的核试验生产厂基地去。有一天晚上，邓稼先已经上床睡觉了，这时候有电话从核材料工厂打来，说出了一个问题需要马上解决，他二话不说就上了汽车，直奔工厂。当时当地已经连续下了几天的暴雨，车开到一条河前面，河水把桥整个没了过去，再加上这个地方是事故多发地段，司机就情不自禁地把车停了下来。这时邓稼先在后座上使劲晃着司机的肩膀说：“冲！往前冲！”到了关键时刻大家都置生死于不顾。

上面这张照片是朱光亚和程开甲晚年的一张合影，他们两人有一个共同的经历。为了避免核污染，国际上不允许在大气环境中做核试验，所以我们改为了做地下核试验。那么在第一次做完地下核试验之后，就是由朱光亚和程开甲两个人穿着防护服，沿着事先挖好的一条狭窄的通道，走了几百米到核爆爆心去考察的。因为我们要掌握核爆之后的第一手现象学资料，就是要看在地底下爆炸成什么样。核爆之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空间，温度非常高，有很强的核辐射，尽管穿着防护服，也不能保证完全不会受到伤害，何况整个过程实际上还面临着塌方的危险，由此可见我们的科学家在研制过程中都有着一种献身精神。

朱光亚和程开甲还各有一段故事，称得上“胆大心细”这个词。

1971年，朱光亚作为技术总负责人，指挥我们国家一次飞机投掷氢弹试验，本来飞机到了预定地点应该投放氢弹了，结果氢弹纹丝不动，就是不出去。朱光亚告诉飞行员要沉着冷静，再试一次。这名飞行员也很有经验，还尝试采取了飞机飞行时的一些特殊动作，试图把氢弹甩出去，但试了两次、三次之后都没有成功。这时候地面指挥所的气氛凝重了，氢弹的保险已经打开，如果随机返回，氢弹会不会因为振动或摩擦静电等原因发生爆炸？这是必须要考虑的。有人建议让飞行员提前跳伞，让飞机带着氢弹扎进罗布泊。后来朱光亚凭借自身的技术和学识，以及对整个工程情况的判断，令飞行员带弹返回，他向中央专委报告后，得到了周总理他们的批准。当然为了以防万一，对基地其他的无关人员都提前进行了疏散，而朱光亚和机场的工作人员就坚守在那里，等待飞行员驾机带弹返回。

再说表现程开甲心细的例子。

前面我们提到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三尊大菩萨”调到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其实在他们到来之前，朱光亚早就已经是副所长了，程开甲同样也是那个所的副所长。1961年底，内爆法基本成功，原子弹的爆炸试验被提到议事日程，我们国家决定成立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其主要工作是为了确保核试验成功的前期准备工作。因为做试验不是爆一下就完了，究竟怎么试验要经过论证。程开甲论证之后认为空投没有把握，所以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是在一百多米的铁架上安静地放在那里做得试验。之所以说他心细是因为一个非常小的问题，当时采用的是有线传输的方式获取信号，这就需要在试验基地挖很多电缆沟。程开甲说如果为了避免冲击波把电缆切断，电缆沟当中都要铺满细沙，后来检查的时候他发现没有铺，就要求必须要铺上。后来在他的反复要求下，运了上百辆卡车的沙子来铺电缆沟。

严要求，树学风。

黄纬禄说：“对每个疑点都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不能把疑点带上天。”钱学森说：“叫把故障消灭在地面。”

一次运载火箭测试，一个继电器出了一次该吸合不吸合的现象，后来反复测试了几十次，这种现象又不出现了。当时有些人下定论说这是一个偶然的情况，既然试了这门多次都没问题，是不是就不必再找原因了。黄纬禄说：“不可以，既然出现了一次，就一定要把原因找到。”后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之后，大家发现问题在于继电器衔接的地方吸着一个非常小的铁屑，如果这个小铁屑倒下去就不影响吸合，一立起来吸合就会失败。搞清楚之后黄纬禄就告诫大家说：“不要看这个小东西很小，上天之后一旦它立起来了，我们的这次任务就失败了。”

还有一次，电子设备装配过程中发现了一只经测试筛选合格的三极管有一只管腿折断了，大家都弄不清是什么原因，因为是在正常操作下发生的折断。黄纬禄来了之后先用放大镜仔细地观察断口，后又安排有关人员拿去做化验、测试。化验的结果是发现在管腿上存有微量的酸。实际在三极管的生产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个酸洗去污垢的环节，但是在这个环节之后还有一个水洗去酸的环节，把酸都清洗干净之后再镀金。显然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是“水洗除酸”环节做得不够彻底，这才残留有微酸，微酸对管腿的腐蚀导致了它的强度降低。黄纬禄当即提出两项要求：第一是跟三极管的生产厂家说明情况，请他们务必完善生产工艺，加强水洗除酸的环节；第二是不再使用这一批次的三极管，已经装上去的也要全部撤掉。这就是航天人所具有的一种精神。

最后我们再说一下王大珩。

开篇我们讲了他唱卡拉OK的一段趣事，事实上他在“两弹一星”工程中的工作主要是做各种仪器的测试。比方说导弹打上去了要有自动跟踪仪器，原子弹的爆炸需要高速摄影机拍摄，火球的亮度代表了爆炸的能量，也需要测试。这些测试用的仪器设备主要是由王大珩和杨嘉墀两位“两弹一星”元勋完成。

这里要讲到王大珩的两个学生，一个叫姜会林，一个叫赵文兴，这两个人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王大珩招的学生。

先看姜会林。2014年，姜会林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应该称得上是非常优秀的科学家了。当年，姜会林在王大珩的指导下做博士论文，交上去之后王大珩写了六页的修改意见，其中特别提到光学公差一章中引用的一个论点在理论上有问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姜会林跟老师讨论的时候就拿来了一些国外同行的文章，说这个做法我们学界目前都这么用。王大珩听了之后说：“不要看很多美国人在理论上都这样说就人云亦云，大家都图省事，把现成的拿来引用，结果造成一错百错的情况，科学容不得丝毫的错误。”导师指出这个地方有问题，作为学生必须弄清楚，因此姜会林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又研究了半年，后来发现确实存在问题。后来美国光学学会组织评选了光学领域一百年来公差方面最有建树的六十篇文章，就把姜会林的这项工作收录进去了。

赵文兴也是在王大珩的指导下做研究。王大珩在英国留学期间脑子里就有一个问题，一直挥之不去，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都没能解决，于是他就安排赵文兴做相关的研究。赵文兴写论文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把老师王大珩放在了第一作者的位置。王大珩在审的时候把自己的名字拉到了后面，赵文兴重抄论文时又把他挪到前面来了。后来王大珩就把赵文兴找，说：“工作试验是你做的，文章是你写的，你就做第一作者，不许再改。”

这样的故事我们或许听过很多，但王大珩并不是简单地把论文署名看做是一种荣耀，能推就推。有一次恰恰是由于赵文兴在写论文的时候没有署王大珩的名字，王老发火了，把赵文兴训了一顿。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那一次其实是王老的一个观点，赵文兴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写论文的时候他们都知道这个观点目前在学界内存在争论，赵文兴就怕文章发表出来之后，如果王老的名字在里面，会影响他的声誉，害他被卷入到一起学术争论中。所以在跟副导师商量之后，他没有写王老的名字。后来王大珩才知道赵文兴是因为这个原因没写他的名字，又向赵文兴诚恳地道歉。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在学术界，学术论文的署名是荣誉与责任同在的。“两弹一星”元勋在创造卓越科研成就的同时，也在科研作风方面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我们应将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继承好、发扬好，更好地肩负起科教兴国的历史重任。

对23位元勋不太熟悉的人来说，可能会觉得一会儿说王大珩，一会儿说王淦昌，一会儿又说任新民，听着很混乱，最后谁也没记住。其实大家不见得需要通过一个报告就记住他们所有的人，更多的可以把他们看作一个集体，我讲的是他们当中每一个人的故事，你往往能够从另外一位科学家身上找到相同的或类似的故事。

在1999年颁奖大会上，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说：“伟大的事业产生伟大的精神，在为‘两弹一星’事业进行的奋斗中，广大研制工作者培育和发扬了一种崇高的精神，这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

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常说，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是国之重器、国之利器。因此，新时期的科技工作者必须继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聚焦新时期国家重大需求，攻坚克难，勇于攀登，在实现中国梦的伟业中做出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贡献。

以上就是我跟大家汇报交流的学习“两弹一星”精神的体会。谢谢大家！

（根据宣讲家网报告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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