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8年南明王朝派卜弥格前往欧洲进行外交涡旋,带去了当时皇太后和秉笔太监庞天寿写给教皇和耶稣会总会长的信函和礼物。卜弥格于公元1651年起航前往欧洲,经过三年多的外交游说,公元1655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在罗马接见了卜弥格,并且向他转交了给南明皇帝的信函。随即卜弥格动身返回中国。
在欧洲停留期间,卜弥格给很多欧洲的学者提供了大量关于中国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并且也在欧洲正式出版了自己的著作《中国植物志》,这是来华传教士中第一本关于植物的专著,于公元1656年在维也纳出版。这本小书介绍了椰子、槟榔、番木瓜、腰果、荔枝、芒果、柿子、榴莲、胡椒、桂皮、大黄、茯苓,还有野鸡、豹、海马等三十余种主要生长在中国热带地区的动植物的特性、产地,并且附有27张精美的彩色图画。每张图画上还标注有中文的名称和注音。这本书虽然短小精悍,然而作为西方第一部《中国植物志》,这在欧洲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是西方认识中国植物的第一部书。书中对于中国植物、个别动物的介绍和其中的插图是欧洲近代了解中国动植物的唯一资料。瑞典的植物学家林奈在公元1753年出版了《植物种志》,当中记录了5938种植物,其中来自中国的植物有37种。而卜弥格在公元1656年那本小书中就已经记载了东亚以及东南亚的植物22种,实属不易。
由于卜弥格出身于医生世家,所以他对于中国的医学非常感兴趣。来中国后,他对南方的中草药进行了调查研究,第一次把中国的中药和中医介绍到欧洲,其中他翻译了公元3世纪西晋王叔和所撰写的一部医学著作《脉经》,这本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分别讨论了24种病脉体相、脉理诊脉法。王叔和书中所提到的24种脉相,卜弥格在他的研究中介绍了15种,并且还列出了每一种脉相所对应的药方。
在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研究中卜弥格也有所贡献。当时他跟耶稣会的一个大学者基歇尔有深厚的交往和友谊。基歇尔是欧洲17世纪著名的学者,被称为最后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他在公元1667年出版了自己的代表作《中国图说》,奠定了他在西方早期汉学史上的独特地位。这本书是关于中国的一本百科全书式的介绍,汇集了基歇尔当时所能搜集到的所有关于中国最新的认识成果,给当时的欧洲人打开了一扇了解东方与中国的大门。
基歇尔在罗马期间了解了卜弥格,两人成为了终身挚友。卜弥格与基歇尔长期通信,给他提供了很多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基歇尔在他的代表作《中国图说》中也介绍了他的好朋友卜弥格的很多的汉学研究的成就。比如,卜弥格在中国游历多年,很喜欢记录当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风俗礼仪。他提供给基歇尔的资料中就有关于这方面的介绍。还配备了不少有关中国服装和人们生活场景的图画。
从这个意义上讲,卜弥格不仅把中国的地理知识介绍给西方,还进一步补充和细化了前辈传教士收集整理的有关中国的一些人文知识,推动了早期中学西传的进展,对于欧洲中国形象的树立奠定了基础。
卜弥格在中国期间曾经专门研究过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他把相关的资料提供给了基歇尔,基歇尔在《中国图说》中第一次公布了卜弥格关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资料,并且碑文里的汉字都用拉丁字母注音。碑文中的汉字和注音,对于当时的欧洲人了解汉语、了解中文的相关知识产生了影响。
卜弥格对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研究分成三个部分:逐字注音、逐字释义和内容解释。而碑文中的汉字和拉丁文的释义依靠编号来一一对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份文献很可能是最早在欧洲公开发表的一部中文和拉丁文对照注音和解义的辞典雏形。所以,卜弥格作为波兰第一位来华的耶稣会士,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应该得到我们的重视。
除了卜弥格,中国人非常熟知的另一位传教士就是利玛窦。公元1583年,来自意大利的耶稣会士利玛窦抵达肇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扮演了“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双重角色。他们不仅把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带进来,也把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介绍出去。可以说利玛窦开创了晚明天主教在华传播的新局面。更为重要的是,他使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得以接触与传播,为中国和西方文化在明清时期的交融汇通揭开了新的历史序幕。
利玛窦在公元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的马切拉塔,公元1571年加入耶稣会。公元1577年耶稣会批准利玛窦赴印度,他在公元1582年抵达澳门,正式入华。在公元1583年利玛窦跟他同会的罗明坚一起在肇庆修建了第一座教堂仙花寺。利玛窦从公元1583年到公元1610年辗转中国内地的多个城市传教,包括韶州、南昌、南京等。到了公元1601年,利玛窦进入北京,获得了万历皇帝的许可留在北京传教。公元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逝世。这是利玛窦的简单生平。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