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真：交错的文化史，互动的东西方——历史上中欧文明的接触与交流（7）

三、明清时期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和交流

《马可·波罗游记》书中所描写的契丹就如同一个神话，开启了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本游记丰富了欧洲人的历史知识，打破了对宗教的谬论和传统的“天圆地方说”，对于15世纪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造就了众多的航海家、旅行家、探险家，他们纷纷东来寻访中国，大大地促进了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因此，我们进入今天报告的第三部分：明清时期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和交流。

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世界历史开始了文明交流的新纪元。经由航海家、商人、传教士、外交官的笔述、口传，中国再一次进入欧洲人的视野，再一次唤起了他们的注意。

从16世纪中叶开始，以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为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拉开了近代中国与欧洲接触对话的序幕，东西方进入了思想文化交流的新平台。明清时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非常重要的阶段，作为中国文化的探险者和传播者，来华的传教士沟通中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主席在近几年出访欧洲各国的前夕，在各国重要的媒体上刊登了署名文章，积极评价了明清来华传教士在沟通中西文化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比如，2016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波兰前夕，在波兰的报纸上发表文章，专门提到了波兰第一位来华耶稣会士卜弥格，他是首位向西方介绍中国古代科学文化成果的欧洲人，被誉为“波兰的马可·波罗”。

2018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西班牙王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在西班牙《阿贝赛报》发表题为《阔步迈进新时代，携手共创新辉煌》的署名文章，其中提到了西班牙的传教士庞迪我、高母羡，肯定了他们为中西文化交流所做过的贡献。

2019年3月，在对意大利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意大利《晚邮报》发表题为《东西交往传佳话，中意友谊续新篇》的署名文章。文章中专门提到了马可·波罗和传教士卫匡国，赞赏并肯定了他们对中西交通的贡献。

可见，文化是沟通人与人心灵和情感的桥梁，是国与国加深理解和信任的纽带。文化交流比政治交流更久远，比经济交流更深刻。随着时光的流逝和时代的变迁，很多的人物和事件都会变成历史，但文化却永远存在，而且历久弥新。

在这里，我为大家讲一讲那些为中西交往做过重大贡献的西方人士，第一，卜弥格。他是中国文化西传的开拓者。他在来华期间，担任过南明永历王朝的使臣，成为中国与罗马教廷之间最早的外交官。他第一次把中国的医药、中国的植物介绍到西方，向欧洲介绍了中国在人类文明发展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他的介绍对欧洲汉学研究的创立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并且为了沟通中西文化，卜弥格付出了毕生的经历和生命的代价。

卜弥格是17世纪中叶来华的波兰著名耶稣会士，家世显赫，天资聪慧。从耶稣会大学毕业后，他立志前往远东传教。卜弥格于公元1644年抵达澳门，后来经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的推荐进入南明永历朝廷，受到了永历帝和秉笔太监庞天寿的友好接待，并被授予官职。公元1650年，卜弥格以南明王特使身份出使欧洲，参见教皇，希望给南明王朝以支持反清复明，未果。公元1656年返华途中病逝在中越边境。

卜弥格见证了中国两个朝代的更迭，在动荡的年代不畏艰险，辗转中国各地，继续他的理想和使命，进行文化学习与传递。在两个文化截然不同的世界中，在相互了解相当匮乏的年代，卜弥格不仅扮演了传教士的角色，同时也在向欧洲介绍中国科学文化方面做出过伟大的贡献。在华期间，他深入而系统地研究过中国的语言、文化、历史、地理、物产、风俗习惯、医学等，他用拉丁文撰写了有价值的著作，影响深远。他的汉学成就主要包括：第一，绘制了精美的《中国地图册》，推动了中国地理知识的西传。第二，发表了欧洲第一部论述远东和东南亚大自然的《中国植物志》。第三，最早向欧洲介绍中国的中医和中药。第四，全文复制并翻译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卜弥格所绘制的《中国地图册》包括了15章当时中国的行省图、1张中国全图、1张海南岛图、1张辽东地图，从15个方面对中国做了介绍，包括中国的起源、中国的地理位置、中国的名称以及中国和契丹的关系、中国的皇帝和政治制度、中国的人文概况等。这本地图集色彩鲜明、插图丰富，体现了卜弥格的绘画技巧，实在是一个艺术与科学的结合品。

这本地图册于公元1792年被梵蒂冈图书馆收藏，它的准确性和详尽性都超越了同期其他传教士的地图。卜弥格根据自己的考察，考证并修正了《马可·波罗游记》中涉及的很多地名。在之前马可·波罗的影响下，西方人都认为契丹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地区，但在卜弥格学习了中文之后，他继承了鄂本笃的考察成果，正确地在地图上绘制出了汉、蒙古、西藏与女真之间的位置关系。理清了西方人头脑里“丝国”“契丹”“蛮子国”等历史名词间的关系。他的地图册《大契丹就是丝国和中华帝国——十八张地图集》在准确度上远胜同时代的传教士作品。对于中国地理学的范畴做了清晰的界定，推动了西方对于中国地理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