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无忧宫的中国茶亭，亭子的周围有数十尊雕像和亭柱都是涂了真金的人物雕像，身着唐装，但是人物却是深眼眶、高鼻梁。看到这样中西结合的雕像，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在学习和推广中国建筑和园林艺术方面走在前面的不是法国，而是英国。英国人坦普尔曾经在公元1685年发表过一篇文章，介绍了中国人对于园林建筑的看法，批评欧洲园林整齐划一，缺少变化，鼓励当时英国引进中国的园林艺术。到了公元1749年，法国耶稣会士王志诚在《来华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发表了专门描写圆明园的书信。这封信在欧洲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快有了多个语种的译本，包括英文和德文的译本。王志诚在信中将中西园林建筑提升到了一种理论高度进行评论，让欧洲人真切地领略到了中国园林建筑的精妙之处，并且还对欧洲人固有的审美情趣提出了一些批评和挑战。
而英国著名的建筑家钱伯斯在公元1742年—公元1744年间曾经到过广州，他参观了当地岭南风格的园林和建筑，把一些庙宇和宝塔用素描的形式准确地记录描绘下来。回国之后，钱伯斯出版了他的专著《中国建筑、家具、服装和器物的设计》以及《东方造园论》。在这两部专著中，对东方的园林艺术进行了介绍。其中对于中国园林鉴赏和见解与耶稣会士王志诚对圆明园的介绍不谋而合。比如，中国人特别强调园林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强调因势造园、要凸显自然之美、要去人工雕琢的痕迹等。
公元1762年，欧洲第一座中国塔在伦敦西南部的丘园，也就是今天的英国皇家植物园落成。这座八角形的砖塔共10层，高约50米，设计者就是钱伯斯。这座塔是当时欧洲仿建的最准确的一个中国式的建筑，在欧洲曾经轰动一时，成为其后许多地方中国式塔的模仿对象。
在欧洲社会极力追求中国时尚的同时，欧洲的知识界则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文化成果。18世纪，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孟德斯鸠、爱尔维修等人无一不以中国文化为思想素材，对中国进行自己的思考，从中吸取文化滋养，提升“中国热”的精神层面。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和统帅，被称为18世纪法国的精神领袖的伏尔泰，就是启蒙思想家中了解中国最多、谈论中国最多的一位，他曾经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孔庙”，自称是“孔庙”大主持，非常地推崇孔子的道德学说。伏尔泰曾经在自己的作品中明确地提出，“欧洲的王公和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的是一个新的精神世界。”
公元1735年，法国的耶稣会士马若瑟神父翻译了法文版的《赵氏孤儿》。他把译稿寄回法国后，由同会的耶稣会士杜赫德发表在18世纪汉学名著《中华帝国全志》一书中，由此开创了法国和欧洲史无前例的一个中国戏剧热。当伏尔泰读到马若瑟翻译的《赵氏孤儿》以后，心潮澎湃，认为人们从这出戏中所获得的对于中国的认识将会远远的超过以前所有关于中国的报道。于是，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闭门写作，把《赵氏孤儿》改写成了《中国孤儿》。公元1755年8月，《中国孤儿》在法兰西戏剧院上演，连演16场，盛况空前，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了中法文学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
《赵氏孤儿》讲的是忠信仁义。而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则是赞扬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明是如何征服野蛮的民族。伏尔泰多次提到，他写作《中国孤儿》的目的就是为了在舞台上去传授孔子的道德。
18世纪法国和欧洲的“中国风”“中国潮”就这样凭借着耶稣会士的中国报道，发展成了西方全面介绍中国、研究中国、认识中国、崇尚中国的一种文化热潮，以中国为题材的各种著作，中国小说、中国戏剧、中国游记也在当时流行一时，成为18世纪法国和欧洲盛极一时的文化景观。
法国当代著名的比较文学大师艾田蒲在他的代表作《中国之欧洲》中有这样一段评论，他说“中国乃至整个东方都是作为欧洲审视自身的一面镜子而存在的，无论是在中国的思想与艺术如潮流般影响着欧人精神的时代，还是在欧洲将其锋芒毕露的世界观和发展模式反过来强加给中国的时代，如果没有这面镜子，欧洲都将无法准确地定位自己。”
法国当代的汉学家谢和耐教授也曾经说：“发现和认识中国，对于18世纪欧洲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正是中国的哲学为法国的大革命做好了思想的准备。”
不同的文明之间并非只有差异，它们的共同点始终真实的存在。人类的共同性是远远大于差异性的。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两种文明的发展史其实也是彼此相互交流与借鉴的历史。唯其如此，多元文明才能环环相扣延续至今天。而今天的世界正是一个大融合的过程，两种文化合则两美，离则两伤。
事业单位标识证书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556号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