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衰落走向灭亡

由盛转衰

在康乾盛世的辉煌巅峰，中国迎来了踏浪而至的西方资本主义，1793年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即是其标志性事件。乾隆皇帝等统治者对外面的世界了然无知，更没有意识到世界一体化的进程波涛汹涌，不可阻挡，依然沉睡于天朝上国的酣梦之中，并以天朝统驭万国、抚有四海，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拒绝了英国提出的扩大贸易和通商要求，从而关闭了通向世界的大门。伴随着闭关自守、故步自封和国内社会矛盾的深化，清朝很快从盛世的巅峰跌落下来。在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一次次野蛮侵略和不断爆发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使中国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烈、空前复杂，清朝由此开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进程，进入四海穷困、内乱渐起的多事之秋。

早在乾隆王朝的后期，因土地兼并、贫富分化和人口膨胀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和零星民变已暗流渐涌、此起彼伏，至嘉庆元年，终于酿成持续9年半、遍及五行省的白莲教农民大起义，成为大清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50余年后，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更是摧枯拉朽、荡涤一切，历时14年，横扫17省，成为中国和世界历史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农民起义，给予清朝的腐败统治以沉重打击，充分展示了中国农民的伟大力量。作为传统社会的大多数，中国的农民阶级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生产生活方式十分简单和脆弱。在人给家足的承平时期，这些默无声息的农民如同顺服羔羊，仿佛一盘散沙，似乎毫无力量，被统治阶级称为草民。但是，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和阶级压迫一旦使他们难以为命、揭竿而起，并有效组织起来，这些苦难的农民便如雄狮出笼、猛虎下山、火山崩射，爆发出任何势力都难以阻挡的惊天力量，深刻影响着历史发展的进程和方向。

为镇压白莲教起义，清廷阵亡副将以上高级军官400余人，消耗白银两亿两，相当于全国财政的五年总收入。为镇压太平天国，清廷面对腐败的八旗绿营和财政危机，不得不实行兴办团练、自筹军饷政策，使地方的厘金自征自用和兵为将有、将由帅选得以公行。随着湘军、淮军的崛起和汉族督抚势力的坐大，清廷逐渐在任官、财政、司法、军事等方面权落屏翰，政治格局由内重外轻向内轻外重转变，清廷权威和专制统治发生严重动摇。在清代后期，面对从白莲教、太平天国到义和团的一次次农民大起义，清朝统治者不从澄清吏治、抑制贫富分化入手来缓和社会矛盾，而是扬汤止沸地血腥镇压反抗的农民，继续维持专制统治，不仅充分暴露了其日益腐朽没落的本质，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使自己不断陷入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统治危机。

在内乱不止的同时，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各个帝国主义列强也自西徂东，相继大举入侵，严重侵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攫取了极为巨大的特权和利益。帝国主义列强逼迫清廷签订了1100多个不平等约章，侵略之手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中国政治、经济、外交、文教等各个方面；侵占和掠夺中国领土约174万平方公里，并通过租界等形式，把中国大部领土划为各国列强的势力范围；勒索大量赔款，仅《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即赔款约12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廷全年财政收入的十倍以上。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疯狂掠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民族牺牲，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从飘摇走向绝境

面对农民起义和帝国主义入侵的双重打击，清朝陷入内外交困的统治危局。为应对统治危局，清朝统治者先后开展了一系列改革和自救举措，但这些举措不仅受到腐败吏治的严重侵蚀和顽固势力的阻挠反对，而改革的谋划和组织者却墨守祖宗成法，固守既得利益，缺乏全面改革的勇气、决心和智慧、力量，最终使大清王朝从风雨飘摇走向灭亡绝境。

在清朝后期，吏治腐败愈演愈烈，大小官僚不仅因循疲玩、苟且懈怠，而且贪污成风、贿赂公行，横征暴敛、中饱私囊。这些专制痼疾和陋习沉疴陈陈相因、积重难返，使国家机器运转失灵、效率低下、政令不行、内耗纷起，给清朝统治造成重大损害，也使统治危机日益加剧，社会更加黑暗。

在统治者被迫学习西方的改革之路上，更是不断受到顽固势力的猛烈抨击和坚决反对。顽固势力不是某个派别和集团，而是遍及朝野的巨大惯性力量，是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总代表。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的华夏文明以其早熟和高度发达而自立于东亚，影响着周边，从统治阶级到普通百姓，无不认为中国的文明声教举世无双，泽被天下。当近代化的新生事物渐次来到中国时，便受到了极为强大的传统势力的顽固抵抗，面对着冥顽不灵、深闭固拒的顽固势力，各项改革都被迫而起、阻力重重，每个新生事物都只能曲折而生、匍匐而行。比如，在洋务新政已举办数年后的1866年，因京师同文馆要招收举人、生员和翰林院官员入馆，就被社会上的顽固势力攻击为“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大学士倭仁也以“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上奏反对。中国第一批官费留美学生于1871年出国学习后，便不断受到“用夷变夏”的猛烈抨击，三批留美学生不得不中途停学，全数撤回。铁路本是先进的交通工具，为修筑铁路，洋务派与顽固势力曾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论辩，愚蠢的上海道还在1876年将英国人在上海修筑的铁路以28万两白银的高价购回、就地拆毁。如果从英法美三国领事于1863年向李鸿章建议承修铁路始，到1889年初慈禧太后下决心修建铁路止，其间竟持续26年之久。这些事件充分说明了走向进步的改革之艰、步伐之重。

更为致命的是，在清朝灭亡前的72年里，清廷既未出现过雄才大略的明君，也少有通达时变的重臣，因而各项改革的谋划和组织，或被动应变，或投机短视，从未进行过通盘的顶层设计和深思熟虑的周到安排，从洋务新政、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这三大改革无不证明了这一点。最后一次改革的清末新政是在八国联军蜂拥而至，清朝统治摇摇欲坠之时，为应对革命派的暴力斗争和立宪派的不断抗争而采取的权变之策。清末新政是清廷维持统治、挽救危亡的生死时刻，是历史留给统治者的最后机会。但统治者不能顺应历史潮流，不能满足人民期望，不少改革名曰新桃实为旧符，甚至成立皇族内阁，最后只能在人们的愤怒声讨和武昌起义的枪炮声中被赶下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