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要担当民族复兴的责任（2）

曾经历南宋灭亡又目睹元朝兴起的史学大家胡三省，对司马光创作《资治通鉴》良苦用心有深切的体会。自宝佑四年（1256年）开始专心著述《资治通鉴广注》手稿在战乱中散失。宋亡后重新撰写。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完成《资治通鉴音注》（294卷）及《释文辩误》（12卷），注文中多处联系蒙古灭宋事实，发表感慨。他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对《资治通鉴》的深远意义说得透彻：

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16]

明亡后，中国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案头首选多为《资治通鉴》[17]。其中那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实事求是的学风，为后来中国那“一天等于二十年”[18]的迅猛崛起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有生命力的思想崛起往往是以物质社会的衰败为代价的。《资治通鉴》在北宋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认识大转折的萌动。宋、明这两个富得流油的王马上民族所倾覆，这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刺激，以至南宋的“普世价值”（天理）大师朱熹（1130〜1200）也强力主张将《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这几部重视实际经验的著作并作“四书”，作为国家教育和科举的至尊课目。

与历史上许多曾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在完成它的使命后便遭遇“否定之否定”命运一样，“四书”被列入国家科举的主修课目的教育改革，在其初期——尽管它后来也走到自身的反面——对当时中国的思想进步还是产生了重大的积极意义。《大学》将“正心”作为人生事业即“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绝对前提，其意义在于要求知识分子在改造客观世界之前先改造主观世界，要求治学应先有明确而坚决的立场，而不能有那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19]式的相对或说无“诚意”的立场。有什么样的立场，就有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论。此外，《大学》强调“格物致知”，这是东汉学者班固（32〜92）——大概是对西汉（公元前206〜公元后23）大衰败反思的结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认识方法，经北宋普世“理学”的否定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得到肯定（恢复）。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9）将《大学》中的这些思想概括为“大学问”[20]，以与以前那种“不事其本，而先举其末”的小学问相区别。与宋末比较，明末清初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学风已发生了大变化，如王阳明及随后的顾炎武（1613〜1682）、黄宗羲（1610〜1695）、王夫之（1619〜1692），乃至清末曾国藩（1811〜1872）、左宗棠（1812〜1885）等，都不再像宋朝的知识分子那样文武分离，而是主张知行合一，身体力行。他们不仅学问好，而且习武，有的还领兵打仗。《资治通鉴》以及“四书”中展现的重经验、轻先验、经世致用、不务空论的认识方法，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民族危机的历史关头，成了中国政治思维的主线。20世纪40年代，这种认识方法又经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的继承性改造[21]，形成了以“实事求是”为精髓[22]的“延安学风”。这种学风有力促成了20世纪中国——不仅是中国，英国、美国崛起时也有培根的经验哲学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崛起。

生死之地见真理。回头来看，当年毛泽东和王明开展的那场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争论及其实践检验结果，对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仍是一份极为珍贵并值得我们在未来历史中不断体会的思想遗产。而这次思想转折发生的起点，恰恰就是1934年底湘江之战的惨败。流血了，人就知道真理；面临生死，人就不空谈了。可以说，没有这次几乎是毁灭性的军事失败，全党就不会认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

17世纪初，莎士比亚将“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23]摆到已来到世界新文明门槛的英国人面前，英国人民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和随后的工业革命，不仅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由此还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民在世界新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门坎前也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今天，中国开始从一个地区性的国家向世界性的国家转变，在这个新征程中，“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以新的内容和形式再次摆在中国人面前并需要我们用新的方法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