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需要扩大内需，但绝不能动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清醒地认识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扩大内需，而且是积极的扩大内需。要继续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有人认为政府宏观政策应将扩大内需作为主基调。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需要扩大内需，但扩大内需绝不能动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清醒地认识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扩大内需，而且是积极的扩大内需。全国“两会”期间，本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王东京。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供给侧扩大内需

在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由此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义，是政府管理经济的重心应从原来的需求侧转向供给侧。

王东京认为，学界长期以来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扩大内需只能从需求侧着手。事实上，从供给侧也可以扩大内需。若生产过剩是由于总需求不足引起的，当然要从需求侧扩内需；但若生产过剩是由结构性问题所致，那么就应从供给侧扩内需。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矛盾：一方面生产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土地、能源等要素价格上涨，生态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另一方面，产业升级缓慢，过剩产能累积，需求外溢严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在“三期叠加”的大背景下，影响经济增长的突出问题有总量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更为突出。问题变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也要变，从需求侧扩大内需虽能实现总量平衡，却解决不了结构性矛盾。只有从供给侧扩大内需，才能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

从经济学发展史看，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对政府管理经济的看法是不同的。1803年，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提出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原理，这一原理被称为“萨伊定律”，其理论立足点无疑是在供给侧。在萨伊看来，有供给就一定有需求，市场能够自动出清。可是1929年至1933年西方经济发生大萧条，令“萨伊定律”不攻自破。1936年，凯恩斯用所谓“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和流动性偏好”等三大心理规律，论证了经济萧条的原因是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并提出政府要通过刺激投资和消费扩大有效需求。从此，政府管理经济的重心从供给侧转向了需求侧。

王东京指出，由于时过境迁，凯恩斯的立论基础今天已经不存在了。比如“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认为，当人们收入增加时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增加却赶不上收入增加，这样使新增消费在新增收入中的占比不断下降。可二战后随着消费信贷的兴起，欧美国家居民储蓄率急剧下降，说明消费倾向递减只是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规律，并非永恒不变的规律。再比如“流动性偏好”，凯恩斯说由于人们有保持现金的偏好，政府不能通过调低银行利率的办法刺激投资，否则会陷入流动性陷阱。而我们今天看到的事实是，信用卡消费风靡全球，手机移动支付越来越普遍，大多消费者不再有流动性偏好。

上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陷入“滞胀”后，凯恩斯理论更是受到广泛质疑。为摆脱“滞胀”，供给学派应运而生并一度成为美国的国策，政府管理经济的重心从需求侧又回到了供给侧。从政策取向看，供给学派与凯恩斯主义其实并无大异。供给学派也主张刺激投资，不过办法是从供给侧减税。里根主政时期曾大量削减政府开支，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利润税。从实际效果看，减税虽然降低了企业成本，短期内也确实拉动了经济，但并没有解决美国的生产过剩问题，相反却加剧了结构性矛盾。

王东京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立足于供给侧扩大内需，既不同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也不同于西方供给学派，更不是对“萨伊定律”的回归，而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综合研判全球经济大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从供给侧扩大内需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坚持从供给侧扩大内需，必须处理好近期任务与长期目标的关系。从近期看，要重点解决好当前面临的供求结构性矛盾，激活国内需求潜力；从长期看则是建立从供给侧持续扩大国内需求的长效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从化解当前突出矛盾入手，从构建长效体制机制、重塑中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着眼，既要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又要在战术上打好歼灭战。

王东京说，从供给侧扩大内需，当前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落实“三去一降一补”，减少低端和无效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用更有效的供给满足消费者需求。可是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三去一降一补”只是供给侧的存量调整，与扩大内需没有关系。这种观点显然是片面的。事实上，中央要求“去产能、去库存”，就是为了给有效供给腾空间，就是在调整国内的供求矛盾；“去杠杆、降成本”，目的是提高企业竞争力，为满足国内需求提供更多物美价廉的商品；而“补短板”则是为了实行进口替代，将消费者的国外需求转化为国内需求。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经过近几年的改革，“三去一降一补”虽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整体经济运行质量和效果已得到显著提升。如实施稳投资举措，制造业投资、民间投资增速明显回升；深入推进简政减税减费，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证照分离”改革在全国推开，企业开办时间大幅压缩，工业生产许可证种类压减三分之一以上；清理规范各类涉企收费，推动降低用电、用网和物流等成本；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各地探索推广一批有特色的改革举措，企业和群众办事便利度不断提高；等等。

王东京强调，这并不等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大功告成，更不能由此产生歇气松懈的思想。应该看到，供给不适应需求的问题还依然存在，在某些产业或行业甚至还比较严重，我们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和部署，在战术上继续打歼灭战，在战略上坚持打持久战。习近平总书记讲得很清楚，“三去一降一补”只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近期任务，长远目标是建立供给适应需求变化的体制机制，实现供需动态平衡。所以要通过改革配置资源的体制机制，把改进当前供给质量与建立合理的供给体系结合起来，用市场机制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并由此将近期任务与长远目标相衔接。

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继续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王东京提出，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主要是推动更多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降低全社会各类营商成本。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要用市场机制去产能、去库存，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让价格体系体现需求变化；放宽市场准入，鼓励要素流动，让供给结构适应需求变化；逐步取消对“僵尸企业”的补贴，让市场进行优胜劣汰。政府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坚决把不该管的事项交给市场，最大限度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审批事项应减尽减，确需审批的要简化流程和环节，让企业多用时间跑市场、少费功夫跑审批。

王东京表示，增强微观主体活力，重在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观能动性，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化营商环境。我国有上亿市场主体，而且还在不断增加。把市场主体的活跃度保持住、提上去，是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关键所在。通过鼓励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降低制度性成本，激发企业创造力；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市场监管体制，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促进消费业态创新发展，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以市场需求引导投资向能创造最优产出的领域流动。

王东京认为，提升产业链水平，核心是要解决好创新的动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有个精辟的比喻：“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点燃这个新引擎必不可少的点火系。”言下之意，是说科技创新需要体制创新去推动。一方面，企业是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的重要力量，要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的主体。对于增强国企创新动力，关键是激励或约束企业高管层。鼓励民营企业创新，关键是建立创新风险分担机制。另一方面，政府是体制创新主体，但体制创新要服务于科技创新。关键是要通过中央顶层设计，并利用中央的权威加快“放管服”改革，进一步破除各种束缚创新发展活力的桎梏，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让亿万群众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推动经济依靠创新提质增效。

王东京指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需要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公正监管是公平竞争的保障。要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要让价格引导资源配置，须允许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若要素市场被固化，不能在行业间流动，价格机制将难以发挥作用。改革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和公正监管制度，国家层面重在制定统一的监管规则和标准，地方政府要把主要力量放在公正监管上。用公正监管管出公平、管出效率、管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