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政：在沉默中走向孤独——谈卢梭的《对话录》（8）

在《对话录》中，沉默意味着心与心之间无限长的距离；意味着猜不透的谜团，穿不透的墙，挣不出的网，走不出的迷宫，跳不出的陷阱；意味着不可穿透性、不可交流性；意味着阴谋，深藏不露、老谋深算。因为阴险的人最沉默。那些迫害者无时无刻都在谈论着“让-雅克”，却拒绝同他说话。或者说表面上装出最脉脉的温情，却在背后恶毒的诋毁他。所以《对话录》的气氛就像卡夫卡的《审判》一样，主人公受到隐身法官的审判，却始终搞不清楚，没有一个人告诉他犯了什么罪。

如果说在《忏悔录》中，沉默是冷漠的同义词，其中并不包含什么恶意，那么在《对话录》中，沉默则变成了迫害者强加给“让-雅克”的一种惩罚。沉默意味着暗箭。因为“让-雅克”，也就是卢梭，多次表达，他不怕明枪。如果敌人站出来，他可以用笔进行反击。但他最怕暗箭。卢梭说在亮处我什么都不怕，在暗处我就觉得草木皆兵，什么都怕。在黑暗中一切都是阴森可怖的。而这些哲学家们，他们在暗中操纵着一切，却一言不发。所以与那种无边无际的死水一潭的沉默相比，那些无中生有的造谣诽谤在卢梭看来反而是一种更加痛快的行为。

阴谋的策划者用沉默构筑了一道无形的高墙，阻挡着“让-雅克”与外界沟通，使他陷入无边的黑暗。沉默像黑幕一样将“让-雅克”包围，不管他怎么样挣脱都无法突破。有时，“让-雅克”也不甘沉默，试图大声地叫，请你们大声地说出来，你们这些叛徒，我在这里，你们有什么要说的。而卢梭本人也认为，应当让当事的双方进行辩论，以便原告和被告对簿公堂，让人们听到被告的回答。

书里有两个形象能够代表“让-雅克”当时的处境。一个是宗教裁判所的被告形象，另外一个是西班牙流浪汉小说《小癞子》的形象。“让-雅克”的这种处境比宗教裁判所还要糟糕百倍。因为在宗教裁判所，人们尽管强迫犯人自己控告自己，但是至少还不拒绝听他讲话，不是不让他开口，不向他隐瞒对他的指控，在听过他的陈述后才对他进行判决。宗教裁判所很乐意被告在可能的情况下对自己进行辩护。可是在这里，人们却不愿意让他辩护。

三、《对话录》成书后的卢梭

在《对话录》中，“法国人”和“卢梭”在直接的交流中，“法国人”被说服了，最后终于幡然悔悟，“让-雅克”获得了一个知心的读者，三个人构成了一个小圈子。这时候，现实中的卢梭一直渴望的与世人的沟通交流终于得以实现。在“法国人”身上寄托了现实中的卢梭对于现实中的法国人的所有希望。但是争取到“法国人”这样一个读者的成功毕竟是建立在虚幻的基础上。“法国人”毕竟只是一个纸上的人物，不是生活中真正的法国人。即便争取到“法国人”，这一成功也不彻底。作品中的法国人和生活中的法国人同样是很现实的。“法国人”被争取过来之后，尽管他坚信“让-雅克”是无辜的，但是却不愿意打破沉默，不想引火烧身，牺牲了自己的利益。当虚构的卢梭让他站出来去揭露那些哲学家先生们的阴谋时，他断然拒绝。

卢梭在写完了《对话录》后，也想找一个像自己作品中一样的读者，能够听他说话，能够阅读他的手稿，看到他的内心，如果可能的话，能够站出来为他伸张正义。所以，在写完了《对话录》后，卢梭踏上了艰难曲折地寻找“法国人”的道路。我给大家大致的讲述一下。

卢梭的手稿花了四年，好几百页，篇幅相当于《忏悔录》的一半以上。卢梭认为，如果别人读不到，同样也没用。他要交给谁呢？他首先想到的是他的朋友们。可是二十多年来的交往告诉他，所谓的朋友们其实都是两面三刀。如果交给他们的话，等于使自己罪加一等，反而提供了把柄口实。这时卢梭产生了一个非常大胆、疯狂、荒唐的想法，他要把《对话录》的手稿交给上帝。怎么交给上帝？他设想，我要把手稿放到巴黎圣母院的祭坛上，当圣母院的祭坛上出现了这样一部手稿，必将在巴黎引起巨大的轰动，消息有可能传到国王耳中。国王看过手稿之后，肯定也和“法国人”一样感动万分，有可能为他平反，恢复他清白的名声。所以，卢梭把行动日期选在了某个星期六，因为这一天人们要去教堂祭坛前唱经文歌，这样的轰动效应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