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时候,北方民族主要从西北南下,因此从秦代到唐代,都城皆选在关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抵御自西北方来犯的草原民族。但是到了南北朝后期,到了隋唐,发生了比较明显的趋势变化,草原民族南下从由西北方为主逐渐转向由东北方为主,比如后来兴起的金、契丹,以及再后来的女真、满族等等,已经越来越偏向东北了。那么如何控制草原民族,如何保障中原王朝的安全和稳定?建立东北的防线非常重要。我们知道,自秦始皇到两汉、隋唐时期,历朝历代都是致力于经营西北地区的。比如唐朝的时候,其有效管辖区曾经延伸到咸海,也有一种说法是到里海,总之说明了唐朝拥有着对西北广大地区的控制管辖权。当时的都城长安,正是关中的腹心之地。因此,北方的草原民族想联合西北民族来夹击中原王朝的企图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西北边防很巩固,边防线也拉得很远。但是东北就不一样了,隋炀帝为什么要多次出征高丽?实际上也是出于战略考虑,希望控制好朝鲜半岛,控制好辽东地区,使西北和东北两条防线像中原王朝伸出去的双翼,很好地控遏北方草原民族。辽东的概念包括辽河中下游以及朝鲜半岛,这也是为什么他要往北京地区修运河,实际上是想把北京作为攻打辽东的据点,进而取得辽东的控辖权,以保证中原王朝的安全。所以运河不仅解决了关中物资不足的问题,也考虑到了东北战略前线的问题。
隋亡以后,唐朝取代了隋,唐太宗李世民接受了历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沉痛教训,采取了澄清吏治、缓解矛盾、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宽省刑法等很多措施。但是唯独攻打高丽这一点,唐太宗并没有吸取教训,他的判断跟隋炀帝一样,继续再打高丽。这也说明隋炀帝和唐太宗这两代君主都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知道这个地区的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就有可能影响到以后的历史走向。
我们在评价隋炀帝的时候,要看到他在历史上留下的巨大功绩,了解他修运河、征高丽的战略出发点,同时也要客观评价他在兴建大工程时没有充分考虑或根本不考虑老百姓实际承受能力的事实,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暴君”的称号。
重读晚唐诗人皮日休的《汴河怀古》: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这首诗不仅为我们重新认识、客观评价隋炀帝提供了新的出发点,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了解中国古代各个王朝中心和轴心的变化。东北成为巨大威胁后,政治中心不仅向东移,还开始向东北移动,这也是元、明、清三代的政治中心都在北京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轴心也变了。原来的轴心是东西走向,隋唐时的大运河有三条线,呈现出一个三角形,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大运河是一条直线,从杭州到北京,叫京杭大运河,它和隋唐时的大运河可不是一条,直接贯通南北,为什么?因为政治中心转移到了北京,跟在南方的经济重心可以直接对应起来,这就是轴心的变化。这种大的格局变化事实上影响了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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