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国力伸缩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2）

1920年4月6日，在列宁的倡议下，苏俄政府在贝加尔湖以东成立了西伯利亚远东共和国。这说明当时的俄罗斯国家力量已不足以对贝加尔湖以东形成绝对控制。但是，“国破山河在”，对俄罗斯人来说，只要能保住乌拉尔以西的战略基线（即一级底线），其国家力量就可能伸展到中西伯利亚地区，继而就能威慑并由此守住东西伯利亚。换言之，俄国版图中的东西伯利亚，由于其与位于欧洲部分的经济政治中心太远，与原子核最外围的电子一样，属最不稳定的部分，因而它的稳定是靠俄国的威慑力量而存在的。如果我们将这部分称作俄罗斯国家力量的三级底线，那么，在乌拉尔以东，东西伯利亚以西的区域（即西西伯利亚、中西伯利亚），则属于俄罗斯国家力量能守得住的二级底线。历史上的俄国衰落总是从边缘的三级底线——远东表现出来；而西西伯利亚、中西伯利亚地区则是靠欧洲部分的国家实力辐射作用而保存的——这与西藏、新疆之于中国东部中心地带的联系特点十分相似。这就是说，与俄国欧洲部分的特点正好相反，俄国国家战略能力在远东部分并不具有可持续的攻势，这正如1962年中国在西南地区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中不具备可持续的攻势因而必须速战速决的道理一样。

历史研究表明，俄罗斯的欧洲部分是整个国家的基础；失去这部分，俄罗斯国家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但同时也要看到，正是俄罗斯拥有中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的广阔空间，使其有了广阔的战略纵深，这反而增加了俄国人的反攻力量并增大了敌国如拿破仑法国、希特勒德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从西、东两面击垮俄罗斯的难度。另一方面，我们对俄罗斯人所拥有的这个“战略纵深”的意义也不可夸大。斯大林明白这一点：当希特勒大兵压至莫斯科时，斯大林曾考虑的“避难”地点并不是像亚历山大一世那样选在远东，而是选在印度。因为他知道，他所处的时代已与19世纪初反拿破仑时的亚历山大一世所面临的形势不同，20世纪的苏联如果失去欧洲，且在日本已经崛起的情况下，他也就不可能不失去远东。这也大概是他不可能在对德战争中仿效库图佐夫用大踏步后退赢得战争，而是必须在莫斯科至斯大林格勒一线坚持抵抗到底的原因所在。

记 者：您刚才谈到了俄罗斯国家的三级底线及其分布规律，也就是其战略退却或者战略收缩底线规律，相应地，其扩张极限伸展规律是什么呢？

张文木：俄罗斯国家的扩张能力基本为其巨大的版图所销蚀，其国家扩张能力的极限大体与其国家版图一致。从表面上看，俄罗斯人在16～19世纪初由西向东的扩张，这几乎是蒙古人由东向西扩张的反弹和复制，但蒙古人扩张的方向和区域是农业文明发达且人口密集的地区，而俄罗斯人向东扩张的地区基本是人烟稀少的地区，因此俄国人在这个东进的过程中也基本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并由此迅速完成了对这些地区的兼并。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初，俄国人完成了位于东经90度的叶尼塞河至位于西经150度的阿拉斯加基奈半岛的兼并。但在这一时期，俄罗斯人所扩张的版图与支撑这个版图的人口数量却极不匹配：尽管在19世纪初，俄国沙皇将乌拉尔以东的共计1200万平方公里的整个西伯利亚地区人口提升到了100万，但与同期中国东北及蒙古地区人口达660多万相比，其数量明显不足。在1200万平方公里的西伯利亚地区，1700年的俄国只有30万人口，到1800年该地区人口增至100万人。而同期中国只有357万平方公里的东北和内、外蒙古地区的人口为560万至660多万。人口数量的不足大大削弱了俄罗斯在西伯利亚的控制力，致使19世纪的俄罗斯成为在当时世界大国中唯一的其扩张极限在版图内收缩的国家，有时这种收缩还如此急迫以至需要用行贿的方式来出让俄国的领土，如1867年俄国人主动贿赂美国人让其以720万美元购买了属于俄国的阿拉斯加。关于俄国为出售阿拉斯加向美议员行贿的事，俄裔美籍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塔尔萨伊杰写的《沙皇和总统：被遗忘了的友谊史》一书中有详细的披露。

此后，俄国人（不管是沙皇俄国还是苏联的版图）基本就在我们目前看到的版图边界内外徘徊，其目标都是为了获得暖港出海口。但不管其如何冲撞，几百年来，俄国的领土范围迄今也没有西出波罗的海，南出黑海和阿富汗，向东也未进入东海，尽管俄罗斯人在这些通往大海的道路上曾与自己的对手国家有过多次大规模的绞肉战式的反复拉锯和争斗。斯大林明白这一点，当丘吉尔在“百分比协议”中向他提出英国在希腊有90%的控制权时，斯大林则满口答应，因为他明白，自彼得大帝以来俄国人根本就没有控制过黑海海峡，黑海以南——遑论希腊——是他力所不及的地方。而就在此前两年即1942年5月至6月，苏军还在黑海北岸遭到德军的进攻，损失惨重，苏军被迫实行战略撤退。希特勒和罗斯福曾将印度丢给斯大林，他则笑而不接。因为斯大林也明白，自彼得大帝以来，俄国人的力量根本就没有冲出过阿富汗，因而印度对他而言更是一道可望而不可即的“天边彩虹”。一些史书将斯大林描写为世界扩张主义者，而对这一观点做出具有源头意义“贡献”的则是1946年3月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和1947年7月凯南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的那篇导致半个世纪冷战的著名论文《苏联行为的根源》。我个人认为，斯大林在俄罗斯历史上其实是一位少有的谨慎之人。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使用武力的范围始终不出苏联国境线太远。事实上，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只是对入侵者德国真正用兵，而1945年的对日作战算不上真正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对出海口的诉求也只是希望通过南斯拉夫和中国分别在地中海和太平洋间接地获得出海口。尽管没有达到目的，但他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始终回避由苏联直接出兵去实现俄国获取出海口的战略目标。分析俄罗斯人自彼得大帝之后为出海口搏杀的历史，斯大林知道，出海口虽事关俄罗斯的命运，但它是处于俄国战略能力极限之外因而是只能看得见却摸不着的。尽管没有实现进入地中海和太平洋出海口的目标，但在其治下的苏联却得到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

相反，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却将手越伸越远：为了牵制美国，赫鲁晓夫曾将手伸向古巴——这与2008年美国总统小布什越洋介入格鲁吉亚并痛遭俄罗斯反击的表现相似——遭挫折后迅速收回。当时苏联尽管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失去了“面子”，但它没有失去“里子”；正是这份古巴的经验又使赫鲁晓夫对越南问题采取了谨慎的不直接介入政策。为了进入印度洋，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将越南、印度及北印度洋沿岸的一些国家拉入“社会主义大家庭”后，终于在1979年直接出兵阿富汗，并试图以此敲开通往印度洋之门。其结果是，即使在家门口动手，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在阿富汗并没有得到任何便宜，阿富汗战争似乎演成另外一场“越战”，这又最终使苏联国力透支并由此于1991年底全面解体。至此，俄罗斯人再次失去曾由彼得大帝和斯大林为俄罗斯争取到的波罗的海的出海口。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是俄罗斯人的扩张之手在历史上伸得最远的时期。但它不像赫鲁晓夫那样没有章法，勃列日涅夫为突入印度洋做了极为充分的长期准备：他将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印度洋两侧，目的是为其最后一击（即打通印度洋之路）做好铺垫。他用间接即培养“代理人”的方式与美国展开全球争霸，但其重点却是印度洋。勃列日涅夫支持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以及1972年印度肢解东巴基斯坦（即孟加拉）的行动。当这些工作铺展开来以后，勃列日涅夫便在阿富汗开始了俄罗斯人梦寐以求的打通印度洋之途的战争。这是除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以外，苏联在自家门口发动的一场针对美国——当然还有中国——的战争，即使做了这么多准备，即使战争地点也不远，但由于其背后的对手是美国和中国，因而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便成了苏联的“滑铁卢”。

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1856年）、俄国与日本争夺远东霸权战争的失败（1905年）、斯大林在朝鲜战争中的失算、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退让、勃列日涅夫在阿富汗的失败以及这些失败给俄罗斯人带来的苏联解体等后果，均证明这样一个与西方“马太效应”不符，而与东方老子“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哲理相合的规律，即俄罗斯的扩张能力基本为其巨大的版图所销蚀，其国家扩张能力的极限大体与其国家版图相吻合。在这个规律下，俄罗斯的扩张力因其巨大的国家版图而显脆弱，大版图又使俄罗斯人的自卫即守土能力坚如磐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