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原则
经济导刊:您曾提出过一个欧亚大陆战略力量的分布及其消长规律,是不是您提出欧亚大陆战略力量分布的“黄金分割率”?
张文木:“黄金分割率”是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发现的美学定理。他曾经过反复比较,最后确定1:0.618的比例最完美。事实上,欧亚大陆战略力量存在也有一个天然比例。
在欧亚大陆分区并存有欧洲、中亚和中国三种战略力量。历史表明,在欧亚大陆的主要区位即北纬30°至60°之间可容纳战略力量只有2.5个,也就是说,在三种战略力量之间,必然有一个生存空间要受到其他两个的严重挤压并因此出现破碎地带。比如上古时代在欧亚大陆分区并存的是欧洲罗马帝国、中亚诸帝国和中华帝国。此间欧洲罗马帝国和中华秦汉帝国强大,中亚地区力量受到挤压并分出安息、贵霜诸帝国。此时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为1:0.5:1。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中世纪陷入碎片化时代,这为中亚阿拉伯帝国继而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乃至俄罗斯帝国的崛起和大面积扩张腾出空间。此时中华帝国保存完好并转入隋、唐、宋、元、明的持续统一朝代。同期,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就转为0.5:1:1。进入工业革命后,欧洲又开始复兴和强大,中亚伊斯兰力量在欧洲、中国尤其俄罗斯的挤压下日渐式微,此间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又恢复到1:0.5:1。俄罗斯在北方崛起并向南强力插入中亚地区,部分地取代了原来夹在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伊斯兰力量及其比例。此后原来的欧洲、中亚伊斯兰和中国的三种战略力量并存的格局就为欧洲、俄罗斯-中亚伊斯兰诸国和中国(1:0.5/2:1)并存的格局所取代。近代历史经验表明,在欧洲、俄罗斯、中国三者中很少有一支力量能单独扩充到1.5的水平,即使有,比如唐帝国、蒙古帝国都勉强接近这个水平,英国、沙俄、苏联也都曾入侵阿富汗试图填充中亚,其结果也都是短命和失败的。如果将中亚战略力量比喻为欧亚高地的“堰塞湖”,那么,不管是欧洲还是中国,在近代以后还有俄罗斯,其中若有任何一方衰落——比如19世纪末清王朝的衰落,20世纪上半叶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衰落。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并由此造成的战略力量的收缩,都会引发中亚战略力量(主要是伊斯兰力量)在欧亚接合部即中亚地区的崛起及向其他战略力量坍塌的方向扩张。今天出现大规模涌入欧洲的“难民潮”与欧盟分裂相伴而生便是这一规律的历史再现。
认识欧亚大陆战略力量“黄金分割”规律,有利于我们看清欧亚大陆此起彼伏的战略力量消长规律及其成因,并由此认识在这个规律作用下中国国力在中亚地区伸张的极限。而认识国家力量的极限,是成熟和成功外交的前提。
麦金德先生以天才的想象提出了欧亚大陆的“枢纽地带”理论,他没有认识到欧亚战略力量存在着这样的一个“黄金分割”规律,以致他的理论成了英国将国力延伸到中亚和印度洋,并由此造成大英帝国衰落的诱因。凯南、布热津斯基步麦金德后尘,他们的理论成为将美国驱至印度洋和中亚,并由此造成美国衰落的元凶。
对中国未来而言,麦金德、凯南、布热津斯基等留下的前车之鉴是有教益的: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即使中国未来崛起,中国人,首先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更加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
经济导刊:伴随着中美贸易磨擦日趋严重,关于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成为国内外热议的焦点,您怎么看美国、俄罗斯、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
张文木:美国和俄罗斯作为民族国家,因其拥有巨大的战略回旋空间而拥有超强的生存能力和超强的反侵略能力,它们是保证世界战略平衡的主角,是“真老虎”;但作为帝国,它们也为其巨大的本国版图所拖累,它们又是“纸老虎”,其扩张和帝国控制能力是脆弱和不堪一击的。与俄罗斯和美国不同,中国不是保证世界战略平衡的主角,却是决定主角间输赢的关键砝码。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战败和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决定了世界格局,而中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只是加强了雅尔塔格局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相对于欧洲而言,中国政治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在大陆中心国家和海洋边缘国家之间,中国砝码的倒向——相对于法国、德国而言——对于两边平衡具有更为关键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在世界变局中扮演着“The last straw that breaks a camel's back”即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角色。
经济导刊:有人将特朗普上台以来的中美关系概括为“新冷战”,你同意这种概括吗?
张文木:这是一种没有矛盾分析的糊涂认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首要问题仍是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问题。毛泽东说:“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断对于观察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矛盾仍有指导意义。
“问题就是矛盾。”20世纪50年代世界出现两个阵营及其相应的“冷战”,这是当时以“军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金融垄断集团根据其军工利润需要制造出的一种政治幻影,而“冷战”的概念恰恰就是这种幻影的恰当描述:它用意识形态中的“两个主义”的斗争掩盖了国际垄断集团对军工利润的现实需要并由此诱使美利坚民族及欧洲国家走向战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年苏联接受了有失辩证法的“冷战”的概念,造成了苏美间的巨大冲突并使自己在这种冲突中受到巨大的损害。1962年,赫鲁晓夫挑起的“古巴导弹危机”, 由此刺激了舆论按着国际资本集国的需要,将本不愿跟随美国的西方国家推向美国,将正在反对华尔街军工资本集团的美国人民推向越南战场。与此相应,苏联也在与美国全球争霸中,不自觉地将自己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异化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1974年2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第三世界领导人时说:“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指苏联——笔者注)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
值得研究的是,与苏联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认识不同,毛泽东总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分析的方法看待世界局势。通读毛泽东外交文献,他在谈外交问题时,罕见用“冷战”而较多的是“三个世界”的概念来描述当时的国际形势。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基本判断。1963~1964年,美苏联手反华期间,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他说:“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10年后,毛泽东将这个分析概括为“三个世界”的论断,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在谈到世界形势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二战后的历史表明,苏联接受了“冷战”概念使苏联在苏美冲突中受到重创,并使“冷战”的挑起者华尔街垄断资本集团利用所谓“美苏矛盾”,成功地避开了世界的关注和指责。与此相反,中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科学论断,使新中国外交从一个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这反正两方面的经验,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确实是需要深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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