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中国地缘政治研究要为国家利益服务（上）（3）

学问须经世，而经世需要的主要是经验

经济导刊：1997年，博士研究生毕业刚好40周岁的您写了一篇散文《40岁，真好》。不惑之年您对人生、对学问有了一些什么样的感悟？

张文木：那是我在博士研究生毕业之前写的一篇散文，当时的兴奋主要是因为我在读博士研究生期间完成了思想大转变。我明白了经验介入学问这是学问成熟的标志，也是学者成熟的标志。学问尤其是文科的学问须经世，而经世需要的主要是经验。传世之作多是经验的集结，而非猜想大胆和逻辑严密的作品。在偶然性尤其是在偶然突发的重大历史事件面前，这些“逻辑”尤其是所谓“科学”的逻辑却往往束手无策。偶然性是牵动历史重大变革的先锋，而恰恰是经验而非“科学”逻辑为历史的偶然性留下了较多的余地，经验也使人的思维在把握历史偶然性方面更有弹性。

其次，四十不惑，我对人生成败有了更深的体验。回想40岁前我的人生，成功多是由一系列失败和挫折构成的。1978年我差点应征入伍，到西藏当兵；1979年上半年也因一分之差没被县里招工。这两次失败曾使我对自己的前途极为悲观，但又正是因此造成我人生的重大转机。由于学习好的知青在上半年的招工考试中“一网打尽”，这使我在1979年下半年得以考上大学。1993年，我曾尝试“下海”或出国，也都失败了，结果，由于优秀人才被商潮和出国潮大批卷走，这又使我能够考上博士研究生。鉴于这些人生经验，我不主张“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我也不喜欢“好马不吃回头草”的说法，人在具体道路的选择上，不必强求一隅，也不必强求一事，更不必强求一途。成败是可以转化的。

经济导刊：中国儒家所谓“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40岁您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工作，当时有没有这样的抱负？

张文木：心情好时总想“振长策以御宇内”，心情不好时则要“明朝散发弄扁舟”，这是文人的通病。博士研究生毕业时，我的确有勃勃入仕雄心。现在看来，当时读懂了几本历史书，却没有完全读懂自己。刚到现代研究院时，我曾踌躇满志，后来慢慢地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知道了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其实，学者不一定都要学而优则仕，除非老天爷逼着没办法，关键是要做好自己能做的事。

经济导刊：您在研究院工作期间，推出一系列很有影响的学术成果。您如何评价在研究院的8年？

张文木：我在时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我现在还是喜欢这个称谓，觉得它比较踏实。可以设想，如果英国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 The International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缩写IISS）也改为“伦敦国际战略研究院”，那将是什么感觉。学校的研究容易脱离实际，教师们一味为建立所谓学术体系、概念、逻辑等皓首穷经。这些东西用于教书是有必要性，但缺少问题意识，更难抓住问题的要害。学院里的学者往往看不到这些，总想弄些以不变应万变的东西，而以变应变的学术在他们眼中就是“不科学”或被认为“不是学问”；对资源、地缘政治及以地缘政治为基础的现实问题却熟视无睹；对于国家的基本需要如资源需求等问题，他们则认为“俗气”而不愿深入研究。我不喜欢为此类经院式的“科学”去搭上我生命的大好时光。国家之事不可学院气太重。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如果成了账房先生，百害而无益。

在现代国际所工作的这些年是我学术生涯中最好的时光，我的学术思想得到了升华，国家意识得到提升和强化，从过去的问题意识升华为国家意识，从国家意识中又抽象出战略意识。尤其是后者深深地渗入到我的学术“骨髓”之中。因此，我非常感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非常感谢在这里曾帮助过我的领导和同志们。

经济导刊：作为学者，您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国内外对你的学术评价很多，你认为客观性如何？

张文木：马克思在那篇被恩格斯称为“包含天才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宝贵文件”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这一代人也在从事着改变中国的伟大事业。人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以前读书使我找到了学问生长的根底，这个根底就是中国，就是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开创的这份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为这个事业奋斗终生的选择。中国人受了百年压迫，正直的中国人没有理由不为中国崛起而奋斗。人明白了生死，其他许多事情就简单了。我信仰和平与善，和平是不要欺负人，善是反对压迫。既然上苍给我一个好的学术环境，我就应做对国家民族有价值的事。我的躯体就像一条船，能把理想渡到彼岸，这条“船”就可以复归自然。老子说：“少则得，多则惑。”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惟事业永存。国内外对我的评价有很多，我认为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的副教授Lyle J. Goldstein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发表的评价比较客观。Goldstein认为：“张文木，是中国外交政策争论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a major fixture of th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ebate）。他不像许多在中国外交政策领域的同事，他并不是经常和西方的那些同行们进行研讨和切磋，而且与那些每月飞行数万里到华盛顿与不同的智库交流的官方发言人的浮夸研究保持明显的距离。张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作，导致他缺失了许多其他著名中国战略家所拥有的清华、北大和复旦的学术背景。不过这点也正好帮他树立了‘真正的中国战略家’的名声，因为他拒绝被西方的机构和教条所迷乱和吸引。”

《经济导刊》：Goldstein先生正是从中国学派和中国学风的角度来认识你的。事实正是如此，地缘政治理论中国化，使中国战略研究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形成有中国学风的国际战略理论，看来，这些一直是你致力的学术目标。你很少参加学术活动，还曾说：“学术活动，如果过多，就会变成活动的学术。”什么是活动的学术，你指的是学风方面的现象吗？

张文木：活动的学术，在我看来是一种无原则无方向的“学术”，是对学术的亵渎。除2000年公派到印度访学外，我基本没有出国游学的经历，也没有出国尤其是到美国的兴趣。当年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国民党将领出国的太多。延安时毛泽东没出国，在窑洞里、煤油灯下照样写出《论持久战》。这本著作迄今仍是战略学研究的经典范本，而这样的著作，靠出国、靠课题费等是写不出来的。意大利的杂志《Limes》( 《意大利地缘政治》) 的记者对我的《中国地缘政治论》给予很高评价，该杂志是意大利涉及外国政治的最重要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