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中国地缘政治研究要为国家利益服务（上）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也进入新的发展时代。中国许多著名学者将新思想、新理论的研究视为使命。本刊编辑部最近走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张文木，对中国地缘政治研究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张文木是当代中国地缘政治研究的重要学者，其研究的重要性并不表现为他的论著量大小，而是他在战略研究中国化方面所作的突出贡献。

以战略研究中国化为基本方向

中国学派在战略研究中要结合中国国情并为国家利益服务

张文木教授一直致力于推动战略研究中国化，并做出成绩。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张文木提出“建成贯通经中国内陆通往中亚南亚乃至中东的石油管道线路，对我国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他分析了修建这条管道及保障安全的可能性。后来“西气东输”成为现实。

张文木在其著作《论中国海权》中提出，中国的全球商业力量必须要有一个可以用来支撑它的强大海军，后来，鉴于中国海上力量已有长足推进，他的这一立场又有深入。他提出绝对的制海权要依托于绝对的制陆权，反之，绝对的制陆权也要依托于绝对的制海权，在整体上概括了陆权与海权的作用与反作用理论。在2014年出版的《论中国海权》（第三版）和《印度与印度洋》中阐释了这一理论，他认为，中国因超大的近海大陆板块，特别是具有中远程导弹打击技术，使得当代中国对太平洋和印度洋有着强大的反作用力以及由此形成的较强的近海制海能力。这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被西方人认为的海权技术上的短板。继而，他提出中国具有 “东接太平洋财源（市场）、西接印度洋资源”的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这就打破了近代西方“海权”神话，对中国海洋安全研究有了革命性的视角，即中国是一个天然具有海权资质的大国。他提出中国应该树立“海洋自信”“海权自信”，因为目前中国虽不是世界一流的海权技术大国，但中国以自身的地缘政治优势，将比西方英美国家以更快的速度步入海权大国行列。

张文木的著作在国外日益受到关注。《论中国海权》一书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非常受欢迎，研究所的所长Peter Dutton教授在邀请张文木教授访学的信中写道：“我一直非常钦佩您的学术研究，读过您的很多文章，都非常耐人寻味。您写的《论中国海权》在我们研究所非常受欢迎。”“目前在中国很多人在讨论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但是我认为您写的文章很有见解。”

张文木将台湾看作是中国安全的重要瓶颈，因为它牵制了中国海上力量的全面发展，而中国海上力量的全面发展是中国终极安全的重要保障。近来他在文章中呼吁用“西太平洋中国海”的概念统合“南海”“东海”“黄海”分立表述，并将并排于中国东部海域的南海、东海、黄海三大海上力量合编为统一的西太平洋舰队指挥体系。他提出，在这样的海上力量体系中，台湾回归祖国以及捍卫东海、南海海域的中国主权已成应有之义，同时又不至将其力量伸展过远，大体在远东雅尔塔体系安排之内。他认为，只要中国坚持不懈地努力，在不远的将来，切实将中国海上实际控制线前移至台湾东界——这原本就是中国领土的东界，届时台湾和平回归就将是可想象的事。

有人称张文木是中国的“强硬学者”，甚至给他贴上“鹰派人物”的标签。张文木则认为自己是“实事求是”派，自己的学术定位是由中国面对的主要矛盾决定的，该“鹰”就“鹰”，该“鸽”就“鸽”，怎么对中国好就怎么来。在本次访谈中他说，对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的国家来说，“左”一点较好；对受压迫的国家来说，还是“鹰”一点比较好，哪里有压迫，哪里自然就有反抗；但是对一个强国来说，还是鸽派好一些。他多次提出“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的警示，提示中国不应该像某些大国那样“过度扩展”。他认为，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不能重复苏联、美国四面出击、分散力量的前车之鉴，中国将会更加生机勃勃。如果一定要贴标签，他认为“龙派”对他比较贴切：该屈就屈，该伸就伸，怎么对中国好就怎么来。

谈到中国学派的学术研究的立场，张文木在访谈中再三强调，战略研究需要结合中国国情并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所谓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客观”“中立”之说的态度是他所不容的，学问尤其是国际政治这门学问是要扎根于祖国这片土地上的。对此，他的态度很明确，如果脱离了这个立场，恐怕就不是一般的学术性错误了。

对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张文木提倡二者的和谐与宽容，主张“学而优则学，仕而优则仕”。他认为，学者的任务是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提出正确的见解；为政者的任务是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双方各有其短，而相互不必尽究其短；只有双方取长补短，学术与政治才能发挥建设性的和自觉的合力作用。他认为，学者要求为政者应尊重学术规律，同时也要尊重为政者的难处和他们独立思考和选择的权利。学者向为政者建言，要考虑对方接受的程度或建议可行与否，要留给对方理解和消化的时间。

张文木的研究带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和经世色彩。他认为，经验介入学问是学问成熟的标志，也是学者成熟的标志。学问须经世，而经世需要的主要是经验。传世之作多是经验的集结，而非猜想大胆和逻辑严密的结果。他强调，偶然性是牵动历史变革的先锋，而应付历史偶然性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其中的政治经验往往是社会科学变革的伟大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