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敬忠：跟着习主席学国学——从国学中汲取修身、为官的智慧（12）

（五）明法用人

中国古代统治方略讲求明法化民，德刑并用，德主刑辅。所谓以儒治国，实则外儒内法。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的法治思想，主张以法治国、刑无等级、法官独立，法治而不是权治、法大而不是权大，统治者和官员先行守法，法律须符合国情民情、简明公开能让民众充分了解。司马迁所提“守法、清廉、行教”三条官箴，以“守法”居首。

习近平总书记向来重视依法治国，他引用了很多法家的经典来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在《之江新语》中，习近平同志引用“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弘扬法治精神，形成法治风尚》），在《摆脱贫困》中，他引用“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从政杂谈》）。

习近平总书记还引用很多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来阐述执法之道：“首先，领导干部要懂法，‘为官之义在于明法’。知道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明’也是让自己懂法，在内心拉一条底线。其次，领导干部带头遵纪守法，所谓‘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才能让法令顺利推行。最后，领导干部执法时要公平正直，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人才治理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关注的重要课题，也是儒家治国理念的重大实践。为政之要，重在得人；得人才者得天下，如同得人心者得天下一样重要。如何选拔与合理配置治理之才，如何发挥人才的最大功用，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始终是历代统治者不得不高度重视的政治课题。

从先秦时代的世卿世禄制，到盛行于两汉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九品中正制，再到隋唐以后直至明清相延达1300余年的科举制，并辅之以征辟制、恩荫制、捐纳制等，古代王朝人才选拔的制度设计，朝着比较合理的方向行进。求才若渴，选贤任能（孟子倡“尊贤使能”，屈原称“举贤授能”），达致天下大治，始终是历代开明有为政治家的共同愿景。 

求才若渴，用人有道，事关执政成败，攸关天下兴亡。古代政治家、地方官员、幕僚们对此尤为着力，由此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用人之道”。丰富的用人思想和用人经验，凝聚成各种治要、政要、官箴、指南之类的典籍，是在长期治国理政的用人实践中总结、积累、思考、归纳出来的心得。吸收与借鉴这些传统用人之道的理论精华，可以得到历史智慧的启迪与帮助，也不失为提高领导决策和用人水平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