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西部边疆南北治理经验与教训（14）

张居正的指示显然与云南前线巡抚的感受严重脱节。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陈用宾任云南巡抚，在上报自己的治边方略中，他认为朝廷西南治边的政策应当着眼于保持诸夷间的力量平衡的大局：

阿瓦与猛乃聚兵相攻，事在夷狄，利在中国。猛乃约暹罗以敌阿瓦也，为天朝也，顺也。阿瓦挟木邦以攻猛乃也，为复缅也，逆也。倘以祖宗之灵、陛下之福，瓦酋歼于猛乃之手则幸矣。万一猛乃败绩，瓦酋收拾缅党，蚕食内地，此时不先事预防，及至缅骑长驱，如思任发故事，可不寒心。

陈用宾以认识到如任由缅方阿瓦人扩张危害更大，而利于猛乃人，再联合暹罗（今泰国）、渤泥国以削弱缅人，这样有利中国。为此，陈用宾提出亡羊补牢之策：

臣等业便宜选智略之士，由便道往猛乃，及暹罗、渤泥诸国订之并力灭缅之日，不靳裂地而封，再谕木邦不许助逆。倘瓦酋先得猛乃，即饮马于金沙之江，我兵岂可不行迎逆。然在腾冲，兵不满七千，势必调惯战夷兵，少亦当以二万为率，则当用二十万饷，滇力竭矣。乞敕户工二部，权于附近粤西、四川两省各借十万金备缓急，庶能不致临敌而呼庚癸也。随该兵户二部会覆两省，各量借五万两。如绝用夷攻夷，原银随即解还。倘有内犯情形，飞檄前来，再为酌处。惟是猛乃归汉，为我藩篱。彼所必争，我所必救。调兵聚饷，相机征剿。一面宣谕猛乃连属各夷竭力堵截，一面严趣木邦协力从征，一面移会两广督臣檄行暹罗、渤泥、占城等国并力灭攻瓦酋。荡平，升赏裂地，俱所不靳。如或瓦、猛俱各罢兵，亦须整顿士马，加意留防，固不可挑衅以启戎心，尤不可玩冠以贻后患。

由于作为阻止缅军北上的主要屏障麓川国的覆灭中国西南边疆主要屏障的坍塌，陈用宾的修补政策已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1596年（明万历二十四年）十月，缅军入侵蛮莫，土司莫思化求救。明军参将吴忠显杀缅将丙侧，缅军“击走之”。《滇略》云：“是时边威稍振，诸蛮皆从缅入贡。二十六年，孟养亦弃缅来归。”当年“车里、老挝、耿马、孟养等各入贡”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莽应里的弟弟良渊侯向北扩张，进攻孟养，为明军击退。此事坚定了孟养和蛮莫土司对明廷的信心，“时思化之子思正与思轰结为唇齿，据金沙江共抗缅”。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缅军出动十几万军进攻蛮莫。蛮莫思正力不能敌，逃入腾越救援。缅军追至离腾越只有三十里的黄连关。

值得注意的是，在缅甸北攻期间，从1584至1593年间，缅甸对暹罗连续五次发动但遭到失败的侵略战争，1594年，陈用宾“募人至暹罗约夹攻缅”。自1596年始，暹罗军队开始反攻，缅南受到暹罗“复连岁攻缅，杀缅长子莽机挝，古喇残破”的打击，这迫使缅甸“自此不敢内犯”。今反视之，明廷失去孟养致使缅甸“遂倔强于云南西南境”，当时若没有暹罗（今泰国），则中国西南防线必将出现大幅北退。这段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是，尊重中缅交界地带诸邦特别掸邦的特区地位和保持泰国、老挝与缅甸之间的稳定平衡，对中国西南稳定意义重大。

缅军兵临城下而城中守军不足，云南副使漆文昌、参将孔宪卿又演“驱虎喂猪”的把戏，杀思正，并残忍地将思正的一只胳膊呈送缅军。云南巡抚宋兴祖是戍边大臣中少有的清醒人，他并不认可这种以杀效忠明廷的土司（思正）以讨好缅人的作法，但为照顾朝廷的面子，他也勉强认可这是“一时济变万不得已之计”，“不得已戮思正以雪众愤，驱缅兵以保弹丸”。缅军复占蛮莫。蛮莫的失陷引起边将的担忧。当年底云南巡抚宋兴祖从地缘政治上指出问题的严重性：

蛮莫当缅水陆之冲，有蛮莫则外蔽三宣，内障腾永、远通六慰。一旦扰之，阿瓦六慰皆失，三宣任轹，卒有蠢动，征调何及。

接着，他进一步指出保持可以“悍缅”的地方势力有利于明西南边地的战略平衡及建立其上的明廷控制，反之将会造成“‘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将‘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的形势。：

昔年思化众议处治，抚臣陈用宾特主容留以悍缅，寻以征缅功授上，同知思化殁而思正内属，仍旧令急而不救则已，且杀之儿为属夷，将必生心，曰内附不保首领土地而附缅得安全，是我连各夷之交而长其敌仇也。臣闻洞酋有猛力者兵强，与思正善出兵，残木邦以牵其内顾，而阿瓦木邦遂疾去以保巢穴。

为此，宋兴祖又以婉转批评朝廷“喂猪驱虎”即杀思正以安抚缅军的做法，称杀失思正“不无可惜”：

倘思正三日不杀，阿瓦亦去。我有救属夷之名而思正重德，我因内御外忍，不殚力矧，思正部下强兵二三万，足当一面。此事大类杀悉怛谋，不无可惜。

宋兴祖认为杀思正以取悦缅方的危害性是深远的，它将造成“折藩篱、弃内附土地人民”，使云南成为“无险无兵无法无食无蔽之滇”，“使缅与我比邻剥肤”的一系列恶果：

大率缅夷连兵压境，势甚阽危。有地方之责者谓：何爱一酋，不以保全境，仓卒筹画，惟是杀思正可救缓急。臣何敢以事后议其非。但臣闻阿瓦据金沙江，修造船只，且欲杀洞吾插，乃修往年同天朝杀缅之怨，滇无兵往救，又蛮莫既阻，无路可通，倘所并诸夷尽服缅而为缅用，是缅昔在数千里外，今与我错壤而居得无烦备御者。昔止一缅，今诸夷皆缅。而我只一滇，苟强弱殊途，以无险无兵无法无食无蔽之滇，当诸夷连合横结之势，或一蠢动则祸中门庭而腾永危，又顺义系缅路后冲，新城兵弱，酋或繇此问道，而蒙化大理危。为滇南计，惟有豫裕兵食，急杜衅孽两端而已。环滇皆土司，有事率调土司兵以夷攻夷也。调之非行粮不行，既行非日粮不养。滇在万里外，奏请必半年乃达。一有缓急，待请饷而后调兵，势已不可为。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云南巡抚陈用宾、宋祖兴等忠臣重臣的无奈之举。无奈的是明廷上下充斥着以张居正为代表的空论议事的大臣，这些人“崽卖爷田不心疼”，对于明太祖确立的积极的“御边之道”及明宣宗确立的“驭夷之法”尽从消极方向理解并被曲解为不担当的托词。毛泽东曾批评王安石变法：“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若将毛泽东这个评价用在明廷中以张居正为代表的“团团伙伙”们身上也是合适的。王安石变法结束至北宋亡（1085～1127年），凡42年；张居正改革至明亡（1582～1644年），凡62年。

就这样，元代留下的越过今缅甸曼德勒直抵都加山脉西南边疆到明代被迫退至今瑞丽即从东径94º向东退至97º～98º之间——这种边界形势大体延续至今。

毛泽东看二十四史时说：“看《明史》最生气，做皇帝的大多搞得不好，尽做坏事。”不说西北和东北，只看看西南的边疆治理结果，笔者深以毛泽东的评论为然。毛泽东重视中国历史尤其是明史研究，特别是注意其中导致国家毁灭的人的因素。十年树木，百年树人。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率中央高级领导到明十三陵植树。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问题的讲话，他将讲话地点放在明十三陵，其意深长。

70多年后，缅甸从中国西南方向的附属一跃成为明廷“尾大不掉“的劲敌，天启年间，明廷对西南安边已没信心，留下的只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伤感。天启七年（1627年），也就是在明亡前的第十七年，云南巡抚洪学痛陈明廷一错再错的治边失误：

遐考洪武时，既定云南，我太祖各假名号以示羁縻，其大者为三宣，为六慰。今三宣无恙，而六慰安在哉。以六慰言，其一缅甸宣慰司，即缅也；其一车里宣慰司；又一曰八百；一曰木邦；一曰孟养；一曰老挝。尔时，地丑力齐，各自雄长，犹犬牙相制也。即嘉靖初，缅甸为孟养所灭，其酋莽纪岁举族皆死，惟莽瑞体兄弟数人是免，入洞吾寨，供其兵力复仇，日渐强盛，四面吞并，遂成尾大不掉矣。

洪学指出明廷自毁长城的恶果甚于造成战国二百年大战乱的“三家分晋”,战国前是“晋分之而六者”,现在则是“今合之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