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西部边疆南北治理经验与教训（13）

明廷在西南的收缩，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就内因而言，此时的明王朝处于颓势，而16世纪后半叶张居正的改革又加速了这一颓势。。此时明北境和东海外患日增；在国内，张居正以金融化为主线的改革加速了农民失去耕地的进程，不久，全国起义暴动已成星火燎原之势。1588年（万历十六年），在今安徽、江西、湖北交界爆发刘汝国领导的上万农民起义；1589年李园朗、王子龙在广东始兴、翁源一带起义；1599年、1604年、1606年、1622年（天启二年）浙江、福建、南京、山东均有大规模的暴动。此时又适逢中原气候持续下降，天下大乱，狼烟蜂起。1627年（天启七年），陕北澄县饥民暴动，由此拉开了有李自成参加和领导并于17年后推翻明王朝的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就外因来说，除了明廷自毁制衡缅甸的主要力量——麓川国——的原因外，东北方向战事吃紧也是重要的牵制原因。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当年明廷发兵数万进入朝鲜半岛与朝鲜军民共同抗日。1592年（万历二十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日本，在釜山登陆，占领王京（汉城），攻陷开城、平壤，侵占朝鲜大片土地，战火弥漫朝鲜半岛“旦暮且渡鸭绿”，朝鲜国王向明告急，要求出兵援助。明廷认为“朝鲜属国，为我藩篱，必争之地”。兵部左侍郎宋应昌更是指出朝半岛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

考舆图，朝鲜幅员东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从西北长白山发脉，南跨全罗界，向西南，止日本对马岛，偏在东南，与釜山对。倭船止抵釜山镇，不能越全罗至西海。盖全罗地界，直吐正南迤西，与中国对峙。而东保蓟、辽，与日本隔绝，不通海道者，以有朝鲜也。关白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我救朝鲜，非止为属国也。朝鲜固，则东保蓟、辽，京师巩于泰山矣。

1592年12月，明廷以宋应昌为经经略、李如松为提督，“扬言大兵十万”渡过鸭绿江，大举援助朝鲜。至1593年初，夺回平壤，迫使日军南逍。开城、汉城相继收复，日军败退釜山。但当明军撤退后，丰臣秀吉又返兵重入朝鲜，“犯咸安、晋州，逼全罗，声复江、汉以南，以王京汉江为界”。1597年（明万历二十五年）2月，丰臣秀吉再发侵朝战争，1598年冬，在朝鲜南海海面与日军决战，日军惨败。1599年春“征倭告捷”。

与此同时，努尔哈利用明朝对日在朝鲜半岛作战的时机，于1593年统一了建州女真，无暇他顾的明廷先后封努尔哈赤为指挥使、都督佥事和龙虎将军。结果是在“征倭告捷”的背后，努尔哈赤于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在赫图阿拉（辽宁省新宾县）即位称王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建元天命，自始与明朝作对。1618年（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反明。随后攻陷抚顺，五月，陷抚安等十一堡，七月陷清河堡，辽东屏障皆失。由此拉开了后金与明朝决裂并最终颠覆大明王朝的大幕。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应付北方战事的辽饷已与加派田赋持平，而到崇祯元年(1628年)，应付北方战事的辽饷竟占高于加派田赋130.34%。此时的明朝国防已无力于西南。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云南巡抚陈用宾为防御东吁东犯，“设八关于腾冲，留兵戍守”，即在三宣之外沿山神护关、万仞关、巨石关、铜壁关、铁壁关和虎踞关、汉龙关、天马关。这些关址已退至孟养以东，距明当时的中缅边界数十至数百里不等。这说明，由于北方，特别是东北方向的危机，明廷对西南滇缅边界拉据地带的当地亲华力量的保护已有心无力。明西南防御线大幅向东退缩：从迈立开江撤退至高黎贡山一线。防御也意味着隔离，陈用宾筑“八关”意味着明方主动与缅甸划了边界。学者何平写道：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明将陈用宾为防御东吁侵扰，在三宣之外沿边修筑八关。此后，三宣以外诸土司，即今天缅甸北掸邦一带的傣族上层，和明廷的关系就较以前疏远了。

与长城的修建的意义一样，“八关”建立的同时，也划出了作为国家而非“宣慰司”的缅甸的界线，它事实默认了一个新的国家缅甸作为中国的邻国出现了。

第二，驱虎喂猪，明西南治边政策犯下颠覆性的错误，以至造成“无险无兵无法无食无蔽之滇”的恶果。可悲的是，明廷自毁麓川后，又“快马加鞭”，毁掉了很有战斗力且忠于明廷的孟养。

钱穆先生对明代脱离实际的学风提出鲜明的批评。他说：“学问空疏，遂为明代士人与官僚通病。掌握独裁权的皇帝，往往深居渊默，对朝廷事不闻不问，举朝形成群龙无首之象，而明代风习又奖励廷臣风发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长叫嚣之气，而致于以议论误国。”明西南边地防御塌陷便是明人空论的结果。

明万历初年，缅甸莽瑞体来诱陇川土司多士宁，多士宁不从。多士宁“言中国广大，诫勿妄动”，不久多士宁被部下岳凤所杀，岳凤随后投缅并接受非法任命。时干崖宣抚死，莽瑞体从木邦借兵一万，侵孟养。1573年（明万历元年），莽瑞体攻入陇川，“尽杀士族属妻子”。陇川一破，进入中国内地的大路便打开，至1575年（明万历三年），木邦、蛮莫、陇川、干崖诸蛮悉附缅。独孟养未下”。

孟养军民宣慰司位于缅甸军民宣慰司的正北，几乎占据今北缅瑞丽江以北地区。而陇川则是孟养与明廷联系的主要通道，因而稳定孟养对于稳定中国西南形势至关重要。与元时相比，明廷对西南的控制已大幅后退，唇亡齿寒，如再失与缅甸对立的孟养，在孟加拉湾以东至高黎贡以西的广阔山地间，明廷就会直接面临一个完整的对手，其西南的安全形势将由此大幅恶化——况且，由于东北形势日紧，此时的明廷在西南方向已没有“三征麓川”时的雄心。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1578年（明万历六年），朝廷遣使到孟养，让为朝廷忠诚戍边的思个归还俘获侵略者缅方的士兵和战象，赐金银丝软，以抚缅方。即使如此，瑞体并不领情。第二年便发兵复攻孟养，“报戛撒之怨”。思个因无朝廷兵援失败，他本打算逃至腾越，在中途却“为其下所执，送瑞体（应龙），杀之，尽并孟养地”。1580年（明万历八年），云南巡抚遣人招抚缅甸，“缅不应”。

明廷打败麓川国、自毁边疆屏障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明廷自拆藩篱并由此造成西南边域战略力量失衡，此后，缅甸力量迅速坐大并迅速向北面的孟养挺进；失去孟养后，在西南边地明廷已无可能平衡缅甸的力量。缅甸已一家独大，以至云南巡抚痛呼：

昔止一缅，今诸夷皆缅。而我只一滇，苟强弱殊途，以无险无兵无法无食无蔽之滇。

第三，坐而论道，明廷与前线巡抚的认识完全脱节。面对强大的缅军，明金腾副使许天琦遣指挥侯度持檄抚谕孟养思个受檄抵制缅甸。1576年（明万历四年），缅甸大举北攻孟养。孟养土司思个坚信明廷，一面积极备战，一面向朝廷告急。金腾屯田副使罗汝芳要求思个坚守待援，传檄邻近土司依期增援孟养。同时派人深入缅境侦察，依据情报准备部署军事行动。十二月，官兵到达腾越（今云南腾冲），思个得知援军即到，命部队深入缅军后方绝其粮道，自己则率军设伏于戛撒（今缅甸沙杰），缅军中计并陷入困境，“粮又绝，屠象马以食，瑞体（此时应为莽应龙（1530-1582年）——作者注）窘甚”。思个遂求明军迅速驰援以歼缅军，时巡抚云南巡抚王毅菴得张居正复信：

滇中自从嘉靖以来，屡婴多故。其初皆起于甚微，而其祸乃至于不可解。穷荒绝徼之外，得其地不可耕也，得其民不可使也，而空费财力以事无益，使无辜之民肝脑涂地。不仁哉。

最后张居正千万叮嘱：

今仗大略抚定，造福于远人多矣。此后惟一务安静，严禁军卫有司，毋贪小利，逞小怨，以骚动夷情，则可以高枕卧治矣。

这封尽洒妇人之仁的复函，等于明示放弃援助思个，书载时云南巡抚王凝“心知其远”，按张居正的指示采取“且防边将喜事，遂一切以镇静待之”的守边政策，“驰使止援军”，罗汝芳接令后撤援。思个在“待援未至”的情况下大败缅军，但失去了抓获缅军统帅莽应龙的机会，此终成虎患 。这种貌似达观超然，实则逃避和不担当——此风普遍靡蔓于明朝政学两界——复函，在张居正给戍边大吏的往来信件中比比皆是，今再读让人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