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驱虎喂猪,崽卖爷田不心疼
——明朝西南边疆治理的失误与教训
第一, 驱虎喂猪,打破西南战略力量间的平衡以至自毁长城,是明朝治边政策的严重教训。1918年11月,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信中说:“我不愿扮演连伊索寓言都视为笑柄的角色。寓言讲的是羊狼谈判同意解除戒备,而羊群为表现诚意,请牧羊犬离去,结果它们却成了狼群的晚餐。”在这则故事中,明廷扮演的不是驱逐而是主动打残保护自己的“牧羊犬”即麓川国的角色。但这还不是最蠢的,最蠢的是明廷还告诉狼:牧羊犬消灭后,牧羊犬的地盘可交给狼管理。这样的治边政策结果只能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
元朝后期,朝廷对西南边地控制减弱。1312年,站稳脚跟的混依翰罕脱离元朝金齿宣抚司,在勐卯(瑞丽)称王,自号“思汗法”,建立“麓川王国”。1317年,思汗法挥师征服景迈(清迈)、景线、景栋、勐泐、腊门、腊光等地,1343年,在瑞丽江河谷大败前来进犯的元军,后至芒市河下游三台山再战,亦大胜,麓川军乘胜追击,一直打到大理。此后多年,双方几次再战,直到1355年,因长年征战国库亏空,思汗法才命其子莽三到北京纳贡请和,此时元廷已无力暇西南,只有于其地设平缅宣慰司,册封思汗法为世袭宣慰使。
1368年元顺帝逃回蒙古,明朝建立。1382年,明军占领云南,思伦法为与明朝交好,派使团出使明朝,并将元朝所赐印信交于明朝。1384年,明朝册封思伦法为麓川平缅宣慰使司世袭宣慰使,不久改为“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麓川成为明王朝的属国。
在中国元明交替的这段时间,中国西南边疆域外的缅甸也进入近半个世纪的诸王分裂状态。缅甸南部孟人在锡当河和伊洛瓦底河之间建立的勃固王国(1287~1531年,治所在今缅甸勃固)、掸缅人在上缅甸建立的阿瓦王国(1364~1555年),逃往锡当河流域的缅人建立东吁王国,加上西部的阿拉干王国,缅甸陷入战国时期。
这些处于战乱中的王国起初并没有强烈的独立于中国的意识,他们乐意臣服明朝,接受土官封号,成为明朝的“土司”。明洪武十六年(1383),阿瓦王派板南速勒入贡中国。翌年又遣使入贡,明廷设缅中宣慰司。至于接近安达曼海因而更遥远的勃固王朝,因离中国悬远,双方交往多止于礼仪。
明朝建立后,经过朱元璋十多年的努力,边疆各地复归统一。在西南方向,1383年(明洪武十六年),西南麓川、缅里、车里、八百媳妇等,皆因不甘受他邦“侵夺境土”,纷纷内附,“愿臣属中国”,“庶免欺陵”。1394年(明洪武二十七年)明置六宣慰使司,即孟养军民宣慰使司、木邦军民宣慰司、缅甸宣慰司、八百军民宣慰司、车里军民宣慰;1403年(永乐元年)又设缅甸宣慰使司。明时期中国西南滇缅辖界从蒙元时期的东经94度收缩至97度以东。由于路途险远,各宣慰司独立性较大,其间纠纷,明廷多采调停、平衡的立场。
1399年(明建文元年),麓川宣慰使思伦法去世,其子思行法继位,麓川势力渐衰。1413年(明永乐十一年),思行法让位于其弟思任法。经过多年的养精蓄锐,麓川于1428年开始向周边扩张,欲恢复祖地。1440年(明正统五年),多次击败明军的征剿,占领干崖、南甸、腾越(腾冲)、潞江、永昌(保山)等地。缅甸、车里、八百等地皆受其控制,俨然以“麓川国”自居,其地东接景东府,南接车里、八百,北接西番(西藏)、东接永昌(今保山)。麓川自立头目,“相助为暴,叛形已著”。其日益明显的独立明廷的倾向,促使明廷大举出兵,“三征麓川”。
1428年(明宣德三年),“云南三司奏,麓川宣慰使任思发夺南甸州地,请兵问罪”。明廷反复劝说任思发,“时思发兵愈横,犯景东,剽孟定,杀大侯知州刀奉汉等千余人,破孟赖诸寨”。1441年(明正统六年),幼冲之年登基的明英宗受急切提高自己声望的宦官王振——这很像东汉窦太后时期的急于通过打击北匈奴的胜利提升自己地位的窦宪——的挑唆,决定武力镇压。但这一决定受到众臣的反对,其中反对最坚决的是翰林侍讲刘球——他很像反对窦宪出征北匈奴的宋意。史载:
正统六年,帝以王振言,大举征麓川。球上疏曰:帝王之驭四裔,必宥其小面防其大,所在适缓急之宜,为天下久安计也。……今麓川残寇思任发素本羁縻属,以边将失驭,致勤大兵。虽渠魁未歼,亦多戮群丑,为诛为舍,无系轻重。玺书原其罪衅,使得自新,甚盛德也。边将不达圣意,复议大举。欲屯十二万众于云南,以趣其降,不降则攻之。不虑王师不可轻出,蛮性不可骤驯,地险不可用众,客兵不可久淹。况南方水旱相仍,军民交困,若复动众,纷扰为忧。臣窃谓宜缓天诛,如周、汉之于崇、越也。
意思是说:古者帝王治理边地都是原谅当地部族的小过,提防大他们的大阴谋。现在麓川思任发一直安分管属,可我们的守边将军没有节制,致使思任发复反并劳烦大军。皇上也下诏宽恕其罪,但边地将军不理解圣意,又要大举发兵,屯兵十二万,试图迫使思任发投降。这些人不知“王师不可轻出,蛮性不可骤驯,地险不可用众,客兵不可久淹”的道理,其结果会将国家的有限资源大量耗于不重要的方向,一旦北方有事,就无以应付了。兵部不纳刘球意见,“大会诸道兵十五万讨之”。由此开始了时近八年的对麓川地方独立势力反复清剿的“三征麓川”军事行动。
正统八年(1443年),据报思任发之子思机发反击,五月,朝廷复命定西伯蒋贵充总兵官,率兵5万,再征麓川。当月,刘球再次上书反对,可贵的是,刘球还指出了此种远征的胜利将导致西南边疆的地缘政治布局的失衡: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