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成为风险策源地
近年来,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由量宽到量紧,贸易、投资保护不断强化,政策面临重大调整。美国特朗普政府一手搞贸易讹诈,以老套的提高关税壁垒方式引发经贸摩擦;一手强化投资保护,以关闭本国市场相要挟,强行干预全球经济业已存在多年的产业分工链条,变相挤压他国市场空间。作为全球头号经济体,美国本应多方拓展与各国平等合作的动能,但与此相反,所谓的“美国优先”倾向正损害共同增长基础,令世界经济增长蒙上阴影。
一是发达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全球经济政策的协调难度加大,大西洋两岸成为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2017年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相继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降低对世行等国际多边经济机构的资金支持力度,威胁不会遵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裁决,突出“美国优先”、偏重双边主义立场,希望借双边谈判寻求“公平”协定条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直言不讳地指责特朗普屡屡破坏战后来之不易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
二是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调整拐点的负面溢出效应上升。美欧金融政策领域的“黑天鹅”不得不防。一方面,有限的货币政策空间难以应对下一场危机。过去危机中,美联储平均下调基准利率5.5个百分点。目前市场预期美利率将最终维持在3%左右。当新一轮危机浮现,即使美联储将利率下调至零,仍存在至少2.5个百分点的缺口,而欧、英、日等央行当前利率水平更低。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同步收紧引发叠加效应,国际资本市场不确定性增大。美国于2014年年底结束量宽,并自2015年12月启动本轮加息周期,至今已经加息六次。2017年10月,美联储还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随着欧元区经济增速的加快,欧洲央行将逐步退出规模为2.5万亿欧元的购债措施,这一措施始于2011年,自今年1月以来为每月300亿欧元规模。预计欧洲央行会在今年逐步退出、结束其量化宽松措施。
发达国家货币政策逐步趋同,与发展中国家政策分化扩大,全球流动性收紧加快,利率面临上行压力。1994年墨西哥货币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都有美欧发达国家升息的影响。目前,发展中国家本币贬值、资本流出、金融波动性上升等风险不容忽视。IMF最新一期《全球金融稳定报告》警告说,资金从新兴国家外流,有可能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国际清算银行警告,全球市场已经习惯低成本的信贷供应,一旦全球利率上扬,世界经济复苏面临“脱轨”风险。
三是发达国家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快速升温。就在世界经济复苏亟须巩固之际,作为头号经济体的美国频频挑起事端,并将矛头指向了中国,致中美经贸摩擦成为今年以来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不确定因素。目前,中美经贸摩擦“神经紧绷”,短期内并无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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