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中国文学的变与不变 （3）

网络文学成为最为活跃的文学空间

新世纪前后，新媒体技术快速发展，文化生活方式从根本上发生改观。所谓根本，是指文化生产的书写、传播和需求的基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此前是机器印刷，此后是数码技术。纸质文学和网络文学双重格局的文学时代，由此开启。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批评中有了“网络文学”这样的术语，另外还有“榕树下”等一批文学网站和一大批网络写手。台湾作家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被视为中国第一部网络文学作品，1998年因此成为中国网络文学的元年。尽管很多在纸质媒体上发表作品的作家、评论家并不把这部作品当作文学作品来认真对待，但由此开始，中国的文学疆域裂变为两部分，一部分为纸质媒体，另一部分为数字媒体。有人甚至将纸质媒体上发表的作品，归之于传统文学，而将网络文学视为新文学。

在纸质媒体世界，文学的脉络基本上还是延续着20世纪以来的规则继续行进，但也不是没有调整。而最大的改变，是数字媒体所营造的虚拟世界。在这一空间，差不多所有的文学样式都呈现出“前无古人”的特征，很多原先困扰文学的问题，似乎不再是问题。如创作自由问题，这一文学的乌托邦幻想在网络空间几乎是一夜之间实现的。写作和发表几乎没有门槛可以阻拦，所有网站都乐于招揽文学写手，希望他们用自己的文字，赚取人气，填补网络空间。开放的网络空间，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第一次能够让文学的写作能量尽情释放。“网红”是网络空间的成功标志。此前没有一个物质空间能够承载得下如此多的人物、现象和作品信息，让众人狂欢起来。数码虚拟世界，可以说来者不拒，笑纳八方来客，文学的嘉年华得以梦想成真。如果说，纸质媒体受制于物质条件的局限，难以真正做到文化多元，那么数码世界有条件容纳多元文化。在互联网时代，全球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类文明的交流、碰撞，不同文学价值和样式的共存并举，第一次成为可能。至于文学、文化的创新与创造问题，此前一直是现代文学、文化领域争议最多的。是要传承与创新并重，还是创新压倒传承？说到底，在现实生活中，还是一个文化资源的争夺和文化空间的占有问题。对于网络空间而言，这已经不是问题。诸如在纸质媒体中，严肃文学与流行的大众文化之间，常常有冲突。但在网络世界，各种各样的文学都可以包容。以中国文学为例，有像金宇澄《繁花》这样师承海派文学脉络的正统文学，也有像赵丽华“梨花体”这样恶搞的作品。这之间的落差在纸质媒体中简直是水火难容，但在网络空间，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

互联网时代，文学发展除了受制于“互联网+”等技术手段的影响之外，资本的影响也在加剧。每一次大的网络文学格局的调整，都与大资本的运作有关。2017年中国网络文学大事记中，被视为最大的事件，是掌阅科技在上海上市和阅文集团在香港上市。大资本对网络文学的投入，改变了网络文学的生态环境，也加速网络文学在互联网背景下新的跨界组合，形成新的文学业态。

目前中国网络文学的状况正从急剧扩张的野蛮生长期转向新网文时代。2017年6月，《网络文学出版服务单位社会效益评估试行办法》出台，8月又举办中国“网络文学+”大会，这些举措透露出政策导向。内容为王将引导网络文学向更高水准提升自己，这包括网络文学从一个平台到全产业链的覆盖，以实现价值最大化。一些全国性的网络文学作家协会和研究机构逐步建立，如浙江、江苏、上海等地，都有网络作协。一些有全国性影响的网络文学评奖，激励了网络文学的发展态势，如“爱奇艺文学奖”等。网络文学研究也正在探索向更多的可能性空间挺进。所以，网络文学的发展和研究，正成为这个时代最为活跃的文学空间，不断激发人类在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方面的创造力与想象力，推进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朝着新的领域延伸、开拓。

中国文脉犹如大江大河奔腾不息

四十年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经历了20世纪末和新世纪的时空转换，形成了两个世纪的文学对照。这种双镜式的文学演进，是这个时代文学的历史现象，也是理解这个时代文学的一种方式。

作为时代精神风向标的中国文学，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写作，也不是普通读者随意消费的快餐商品，而是有着更为高远的理想价值和审美追求，承载着文学史家们所说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历史使命。四十年来，中国文学究竟可以划分出几个时代，究竟有着哪些鲜明的时代标记痕迹，这在今天都是有待讨论的问题。但不管怎样，四十年来，中国文学前行的脚步从未停止，她像行云流水那样，以自由活泼的生命形式，不断刷新纪录，呈现出独特的生命价值。

也就在中国文学历史行进过程中，西方文学不断传来“文学死亡”的消极声音。但对于中国文学而言，“死亡论”似乎显得过于苍白。最突出的现象，是中国文学作家作品的数量，在四十年来的岁月中，正在呈几何级数增长。或许很多人不喜欢其中的某些作品，但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这种写作热情的高涨，可以说是喜人的。像王蒙、莫言、贾平凹、王安忆、张炜、方方、苏童、格非、毕飞宇等作家，都以较为丰产的写作，突现出当今这个时代的文学特色。

如果将五四以来一百年的文学进行一个完整的巡展，人们将看到“两头大、中间小”的现象，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之前和80年代之后作家的写作产量显得特别多，而50年代至80年代之间的作家产量显得较为弱小。像鲁迅、郭沫若、茅盾、胡适、巴金、郁达夫、沈从文、傅雷、丁玲、施蛰存、夏衍等人的全集数量之大，远远超越了历代传统作家的创作。而随后的柳青、茹志鹃、陆文夫、高晓声等，尽管才华出众，但编成文集也就寥寥几卷，在数量上根本无法与前辈作家相比。而此后的王蒙、张贤亮、莫言、贾平凹、王安忆、张炜、方方、韩少功等作家，就作品的数量而言，并不弱于50年代之前的作家。这种文学现象似乎意味着某种写作历史的重新衔接，也就是文脉的复归或延续。

有评论家甚至认为21世纪初的作家作品在品质上超越了20世纪初的作家作品。这样的观点尽管显得有点高调，但着意点在于强化今天的作家创作与历史文脉的对接。所以，对一些四十年来的中国作家作品的论述，很多人侧重于创新和时代的独特性，但放宽眼光、拉长时段，或许人们将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异中相同之处将远远多于同中相异之处。

这种同，是共同的历史文化的影响痕迹，也就是同一时空约束下的故事、人物、情节、情调、氛围、意蕴和追求的价值目标。所谓的差异性，也不是根本断裂，反倒是一种家族延续的相似性和近似面相。杨绛、汪曾祺在80年代的创作，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

杨绛因为身份角色的关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钱钟书，以及中国传统文脉。而汪曾祺除了让人联想到沈从文的创作，更多的则是与五四新文学的抒情传统相连接。当80年代以来很多人高度评价汪曾祺小说的独创性时，汪曾祺自己认为只不过是受到了中国古典传统和五四新传统的影响而已。汪曾祺的说法较真切地体现了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向上溯源，与新旧传统对接的努力。汪曾祺是文学意识上较早带有这种文脉传承意识的作家。其他像宗璞的小说创作，也是非常明显地呈现出文脉对接的意识。他们似乎都在接着说。

而在随后跟进的一批作家中，像莫言、贾平凹、韩少功等，似乎都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之后，逐渐在自己的创作中体现出与历史对话的强烈意愿。贾平凹的长篇新作《山本》，是要通过对秦岭这座伟大山脉的描绘，来展示历史文化脉络中的文学力量。这一批写作者与一些网络新人，以及活跃于文坛的“70后”“80后”和“90后”作家不同。正如有的作家所说，一个作家的文学写作在推开文坛大门之后，需要用更强大的力量来抵达文学的神殿。而这种强大的力量不是凭借一点个人的灵感和小聪明就可以拥有的，而是需要从文学、文化的历史对话中获取。所以，四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尽管分支众多，形态各异，但就文脉而言，千言万语最后都归入长江黄河。中国的文学脉络犹如大江大河，浩浩荡荡，至今奔腾着、流淌着。

  （作者：杨扬，系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上海市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