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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观众与演员”之后,本书第二部分讨论表演“场所与剧种”。无论场所还是剧种,由于朝廷官方的介入,权力竞争表现得尤其明显。戏曲被认为是精致奢侈的汉人文化,也因此,防止满人被汉化、官员被腐蚀,成为清廷文化管制的重心。清廷颁布了有关戏曲的各种禁令,然而文献资料显示,尽管官方禁令不断,在内外城交界处,依然聚集了大量的戏园,非常方便官员与旗人进出,官员与旗人子弟违禁的事例屡见不鲜。郭安瑞的研究表明,清廷虽然用空间区隔满汉族群,维持满族正统性及吏治清明,却难以取得实效。
但是,在剧种发展及商业戏园的表演内容上,清廷的介入却卓有成效。在第二章《都市戏曲、跨界现象和国家监控》和第三章《戏曲剧种、雅俗排位和朝廷供奉》中,郭安瑞的研究指出,文人通过品评表演、编纂曲谱等行为,支持雅部昆曲;清廷则通过编演宫廷大戏、编纂集历代之大成的官方曲谱等方式,将戏曲纳入朝廷的文化典章中,甚至与汉人精英争夺文化话语权。清廷最大的胜利是,实现对民间戏班及剧种的制度化管理。宫廷有专门的戏曲机构“升平署”,直接监管北京梨园行会“精忠庙”。如此,宫廷不仅可挑选合适的供奉伶人,更将京城戏班与职业伶人纳入朝廷的监控范围。花部戏班也在此过程中,逐渐成为朝廷维护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合作者。最终,宫廷对皮黄戏的支持,尤其是皮黄戏伶人成为宫廷供奉,使此剧种获得艺术声望与地位。昆剧由盛转衰,京剧成了胜出的剧种。
数年前,郭教授曾提出名为《昆剧的偶然消亡》的学术论文,收入我主编的《昆曲·春三二月天:面对世界的昆曲与〈牡丹亭〉》书中。她的研究方法,与一般戏曲史家着眼于剧种特点及内在发展规律,忽略外在社会政治变动影响不同,她并不主张昆剧的式微,出于艺术上本身的缺失,反倒是强调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战乱摧毁了昆剧发源地江南,因而“江南向为全国培送大量昆剧演员及观众”此一人文输出被迫中止,由此造成“致命的昆剧演出断层”。文中同时指出,太平天国前后,清廷的文化倾向明显有别。“面对洪杨之乱,梨园成为一个关键的传播‘爱国’‘忠君’的舞台,而清政府有意借用戏剧文化来弥合民族分歧。”来自民间的花部戏曲较之雅部昆剧,重在忠孝节义而轻于谈情说爱。由此可见,晚清尤其是咸同光时期,清廷对皮黄戏的推崇偏爱,“并不只是基于审美情趣,更有其意识形态上的考虑。”针对花雅之争,郭安瑞提出的论点很值得我们思考,此亦显示此书“文化中的政治”主题。
用郭安瑞的原话,“戏曲品位是文化角力的一个场域”。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包括朝廷、江南的曲律家、被边缘化的文人、表演戏班及演员都积极参与了这个文化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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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当然更成为不同阶层的思想观念得以传递与竞争的场所。郭安瑞研究的的最后部分“剧本与表演”,搜集比较同一故事的不同舞台版本,具说服力地展示了同样的剧本与故事,在传播中却因不同的表演时空与观众,而得到截然不同的演绎。第四章《诉苦剧及其性别倾向》通过以《翡翠园》为代表的“诉苦剧”(melodrama)的原始剧本与其稀见之十数种舞台演出抄本的对比研究,指出文人剧作家在剧本中固然批判社会不公,但其结尾更意在敷衍个人的道德力量如何重建社会秩序。然而,尽管原剧中维护了正统的男女与阶级秩序,不过,戏园却几乎不上演具有大团圆结局的全本戏,而是代之以节选本或折子戏。以《翡翠园》为例,8-12出的节选本以及流行的单出或双出折子选本,切除了原清初剧本中传统规范化的社会等级修复,而“用伤感、声色、壮观的奇异情节替代了社会秩序。”
“折子戏”是中国古典戏曲尤其是昆剧的重要表演方式。通常是一本戏中情节、表演或音乐上有精彩发挥的片段,可以独立演出。值得注意的是,折子戏与节选本的演出方式,往往改变了原剧的思想意蕴。职此,郭安瑞认为,就算朝廷可以基于剧作内容来有效监督政治异议,但表演方式的灵活多变总是可以躲开审查机制。相比于文人剧作家对恢复正统社会秩序的关怀,普通的城市居民更关注下层阶层与弱势女性的冤屈与悲剧。社会“诉苦剧”既提供了娱乐,也成为观众发泄对社会不满的载体。当然我们可以质疑,昆曲折子戏(如《翡翠园·盗令》)演出时,在多大程度上观众真正关心戏里的思想内涵?或许他们感兴趣的只是演员(如贴旦扮演的少女裁缝赵翠儿)精湛的表演所提供的感官享乐与刺激。
第五章《‘嫂子我’戏中的色情与暴力》针对一系列昆剧与皮黄水浒戏(如《义侠记》《翠屏山》与《乌龙院》)的研究,也显示文人阶层、市民观众与宫廷会赋予同一故事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18、19世纪在北京戏园的昆剧折子戏表演中,潘金莲、阎婆惜等通奸女性往往被塑造成聪明而且让人同情的女主角。对这些出轨女性的同情,折射着晚明以降文化精英对性别越界的想象。相反,面向普通民众的皮黄水浒戏更着重男性的暴力惩治行动,重点呈现不贞妇女如何被报复杀害。这种暴力表演与性别正统论述之间的联盟,因符合国家对家庭与性别伦理的提倡而为宫廷所吸纳。晚清宫廷对皮黄戏的支持,从而又使这种厌女、具有宣道性质的戏曲被更多的城市观众所接受。随着边缘文人观众与昆曲爱好者群体的减少,“清廷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消解了城市商业戏园中潜在的煽动性。”(页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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