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戏曲背后的政治与社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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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观众与演员”之后，本书第二部分讨论表演“场所与剧种”。无论场所还是剧种，由于朝廷官方的介入，权力竞争表现得尤其明显。戏曲被认为是精致奢侈的汉人文化，也因此，防止满人被汉化、官员被腐蚀，成为清廷文化管制的重心。清廷颁布了有关戏曲的各种禁令，然而文献资料显示，尽管官方禁令不断，在内外城交界处，依然聚集了大量的戏园，非常方便官员与旗人进出,官员与旗人子弟违禁的事例屡见不鲜。郭安瑞的研究表明，清廷虽然用空间区隔满汉族群，维持满族正统性及吏治清明，却难以取得实效。

但是，在剧种发展及商业戏园的表演内容上，清廷的介入却卓有成效。在第二章《都市戏曲、跨界现象和国家监控》和第三章《戏曲剧种、雅俗排位和朝廷供奉》中，郭安瑞的研究指出，文人通过品评表演、编纂曲谱等行为，支持雅部昆曲；清廷则通过编演宫廷大戏、编纂集历代之大成的官方曲谱等方式，将戏曲纳入朝廷的文化典章中，甚至与汉人精英争夺文化话语权。清廷最大的胜利是，实现对民间戏班及剧种的制度化管理。宫廷有专门的戏曲机构“升平署”，直接监管北京梨园行会“精忠庙”。如此，宫廷不仅可挑选合适的供奉伶人，更将京城戏班与职业伶人纳入朝廷的监控范围。花部戏班也在此过程中，逐渐成为朝廷维护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合作者。最终，宫廷对皮黄戏的支持，尤其是皮黄戏伶人成为宫廷供奉，使此剧种获得艺术声望与地位。昆剧由盛转衰，京剧成了胜出的剧种。

数年前，郭教授曾提出名为《昆剧的偶然消亡》的学术论文，收入我主编的《昆曲·春三二月天：面对世界的昆曲与〈牡丹亭〉》书中。她的研究方法，与一般戏曲史家着眼于剧种特点及内在发展规律，忽略外在社会政治变动影响不同，她并不主张昆剧的式微，出于艺术上本身的缺失，反倒是强调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战乱摧毁了昆剧发源地江南，因而“江南向为全国培送大量昆剧演员及观众”此一人文输出被迫中止，由此造成“致命的昆剧演出断层”。文中同时指出，太平天国前后，清廷的文化倾向明显有别。“面对洪杨之乱，梨园成为一个关键的传播‘爱国’‘忠君’的舞台，而清政府有意借用戏剧文化来弥合民族分歧。”来自民间的花部戏曲较之雅部昆剧，重在忠孝节义而轻于谈情说爱。由此可见，晚清尤其是咸同光时期，清廷对皮黄戏的推崇偏爱，“并不只是基于审美情趣，更有其意识形态上的考虑。”针对花雅之争，郭安瑞提出的论点很值得我们思考，此亦显示此书“文化中的政治”主题。

用郭安瑞的原话，“戏曲品位是文化角力的一个场域”。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包括朝廷、江南的曲律家、被边缘化的文人、表演戏班及演员都积极参与了这个文化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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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当然更成为不同阶层的思想观念得以传递与竞争的场所。郭安瑞研究的的最后部分“剧本与表演”，搜集比较同一故事的不同舞台版本，具说服力地展示了同样的剧本与故事，在传播中却因不同的表演时空与观众，而得到截然不同的演绎。第四章《诉苦剧及其性别倾向》通过以《翡翠园》为代表的“诉苦剧”（melodrama）的原始剧本与其稀见之十数种舞台演出抄本的对比研究，指出文人剧作家在剧本中固然批判社会不公，但其结尾更意在敷衍个人的道德力量如何重建社会秩序。然而，尽管原剧中维护了正统的男女与阶级秩序，不过，戏园却几乎不上演具有大团圆结局的全本戏，而是代之以节选本或折子戏。以《翡翠园》为例，8-12出的节选本以及流行的单出或双出折子选本，切除了原清初剧本中传统规范化的社会等级修复，而“用伤感、声色、壮观的奇异情节替代了社会秩序。”

“折子戏”是中国古典戏曲尤其是昆剧的重要表演方式。通常是一本戏中情节、表演或音乐上有精彩发挥的片段，可以独立演出。值得注意的是，折子戏与节选本的演出方式，往往改变了原剧的思想意蕴。职此，郭安瑞认为，就算朝廷可以基于剧作内容来有效监督政治异议，但表演方式的灵活多变总是可以躲开审查机制。相比于文人剧作家对恢复正统社会秩序的关怀，普通的城市居民更关注下层阶层与弱势女性的冤屈与悲剧。社会“诉苦剧”既提供了娱乐，也成为观众发泄对社会不满的载体。当然我们可以质疑，昆曲折子戏（如《翡翠园·盗令》）演出时，在多大程度上观众真正关心戏里的思想内涵？或许他们感兴趣的只是演员（如贴旦扮演的少女裁缝赵翠儿）精湛的表演所提供的感官享乐与刺激。

第五章《‘嫂子我’戏中的色情与暴力》针对一系列昆剧与皮黄水浒戏（如《义侠记》《翠屏山》与《乌龙院》）的研究，也显示文人阶层、市民观众与宫廷会赋予同一故事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18、19世纪在北京戏园的昆剧折子戏表演中，潘金莲、阎婆惜等通奸女性往往被塑造成聪明而且让人同情的女主角。对这些出轨女性的同情，折射着晚明以降文化精英对性别越界的想象。相反，面向普通民众的皮黄水浒戏更着重男性的暴力惩治行动，重点呈现不贞妇女如何被报复杀害。这种暴力表演与性别正统论述之间的联盟，因符合国家对家庭与性别伦理的提倡而为宫廷所吸纳。晚清宫廷对皮黄戏的支持，从而又使这种厌女、具有宣道性质的戏曲被更多的城市观众所接受。随着边缘文人观众与昆曲爱好者群体的减少，“清廷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消解了城市商业戏园中潜在的煽动性。”（页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