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票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换学校，离家远了。我想骑自行车上学，爸妈不同意，担心我技术不佳出事，便让我坐公交车上下学，十五路汽车，两边各走半里多地。

去学校的街道有几处转弯，但大部分路段就这一路车，几乎天天人满为患；我上下学挤上车，还要拽着书包从大人们的腋下挤过去，仰着头伸长手臂，找售票员买车票，手里的五分钱或一毛钱捏得紧紧的，生怕掉了，掉了哪去找；售票员把车票或找的钱递回来，我依然捏得紧紧的，车票丢了，拿啥证明下车啊？实在够不着就由中间的乘客帮忙传递一下。父母也麻烦，每天上学前，要想着把买票钱给我，忘了或没来得及，我就没钱乘车了。于是爸妈决定给我买月票，每月两块五，于是，我就有了人生第一件显示自己身份的证件（带照片的），再不用挤来挤去的买车票，下车时拿出来，亮给售票员，小小的傲一下。每到月底月初，要去公交车总站的一间小屋窗口前，排队换月票，在月票卡上用新月份贴盖老月份，再盖上蓝色椭圆的章，压住照片一角，不能蹭脏了，否则很麻烦。妈妈怕我弄丢了，就给月票缝了个小布兜，和门钥匙一起，每天挂在脖子上……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北京开通了第一条地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的发展，地铁建得越来越多，一条接一条；短短几十年就在北京地下编织成既环形盘绕又纵横交错的交通网。从清晨到夜晚，一列列地铁带着呼啸的风，将成千上万的劳动者送到各个岗位，蓬勃的人流，上上下下，满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七十年代末，我工作了。当时地铁刚开通了一号线，很拥挤，我还是选择乘它上班，快捷，有保证。也许早早尝到了有月票的“好处”，我便千方百计弄了张地铁月票；地铁月票发放控制得很紧，据说只能“以旧换新”，丢了不补。而地铁还是人工检票，进出的人如潮水，检票员非常辛苦。八十年代中期出国去日本，看到人家地铁如织，检票全部自动化，既新鲜又羡慕。

我拥有私家轿车时，已是新世纪初年了。于是我的“月票”就换成了随时可以出行、去哪里都可以、不用更换的“汽车年票”。然而“好景不长”，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私家车越来越多，街上车水马龙，常常堵得一塌糊涂，耗时间，耽误事，停车难，常郁闷，全市也不得不实施摇号限购的政策。与此同时，公交尤其地铁、轻轨快速发展起来，十几条线，四通八达，基本覆盖全市，想去哪去哪。就这样，我又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驾车出行，基本回到了坐地铁去来的状况，方便，快捷，靠谱，有空调。私家车也基本成了“卧槽的马。”而地铁也早已废弃了月票，现代化的检票系统，一点不比外国的差，每天服务着大海一样的人群。我当然用上了“一卡通”，地上地下，凡市内公交都能用，去哪，一刷，走人。那天，西直门地铁站里广播告知，可以刷手机进出站了，我要试试，这样，手机就成了我的“月票”了。

跟一个文友微信聊天，他喜欢剪报。不知咋的聊到了月票。他说：你等着。一会传来一张照片，是我86年9月发表在晚报的一首小诗《月票》：“有一天，妈妈忽然发现，我，超过了车门上的红道——不再是一张识字卡片，一张一群小猫的日历，一张随意涂抹的画稿，妈妈给我打了张月票。从摇篮走上公共汽车，从小院走向宽宽的大道；可就是走不出妈妈的心，她给月票缝了个带松紧口的布套。”

朋友说，这首小诗常常让他想起自己的少儿时代。他还说，你退休了，再过几年，乘公交车，就啥票都不要了。

是吗？那样的话，关于月票的一切，就真的彻底的封存在时光的记忆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