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正当时

我与北京的结缘是儿时家里的一幅年画，画面上身着民族服装的各族人民在天安门前载歌载舞。没事时，我总爱拿小手摸摸金光闪闪的天安门，仿佛自己也置身于那辉煌灿烂的光芒中。

1978年9月，成为一名小学生的我每个清晨背着书包，在《我爱北京天安门》的乐曲声中走入校园时，想着天安门上升起的太阳是不是也像头顶的那么亮堂。

1992年9月，参加工作的我，第一次去北京出差，在列车上兴奋地一夜都没睡。好不容易捱到站下车，就迫不及待地换车到天安门看了个够。第一次与北京亲密接触，我把早已在心里背了多少遍耳熟能详的景点转了又转。高铁的开通，让我与北京的距离越来越近，我这个北京客喜欢流连在斑驳沧桑的老胡同里，也喜欢把假日时间交给风情万种的艺术区。

2010年深秋，我随工作调动的丈夫来京定居。意气风发行进在北京的街头，风景如画的背后却是高居不下的房价、拥拥堵堵的心情、踉踉跄跄的脚印……北京，这么快就将我的梦击打得支离破碎，家乡的背影遥远而又温暖，眼前的北京可望又不可及。

失意困惑时会埋怨北京的不厚道不近人情，但我知道北京是不相信眼泪与叹息的，抱怨只会灼伤自己，一次次鼓励自己站起来、转过身、往前走。

2011年，偶然的机会，我成为了社区的一名工作人员，那一刻觉得自己不再是城市上空漂浮的尘埃，像一粒种子终于找到了扎根的土壤。只是一名协管员，却很珍惜。社区工作量繁重，在虚心请教的同时，我勤学苦练，受到居民的称赞。2012年，自学社工知识的我，高分考取了助理社工师的资质，并在同年通过考试成为一名正式社工。天道酬勤，业道酬精，2015年11月，我的事迹被民政部主办的《社区》报道。由于表现突出，2017年5月，经过法定程序，我被居民群众推选为新成立社区的居委会主任兼站长。

正是社区工作者这样的小角色，让我有机会了解到百姓的疾苦，让我对党员干部的担当有了更深的体会。辖区的退休党员多、困难群众多，工作中我自觉沉下身子、放下架子，面对满腹怒气上门的居民，我总是耐心解释并尽力帮助寻找合理表达诉求的渠道。

我们所在的社区以老旧宿舍区为主，流动人口杂、环境卫生差、邻里纠纷多，居民怨言大。在宿舍区有这样一条胡同，忘不了当社区刚成立，我们第一次走进这条胡同时，居民纷纷围上来，旱厕该掏了、车棚漏了、楼道堆积物太多了……投诉的、发牢骚的，越说越愤慨，让我们无法挪步，到最后，都不知是怎么落荒而逃回来的。

群众的抱怨让我心灰意冷，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工作的繁琐辛苦，为什么老百姓看不到？不理解？聚焦的总是问题。

叩问初心，让我心怀惭愧。这些居民都曾是当年奉献老国企的中流砥柱，今天，当他们该颐养天年的时候，居住环境的困扰让他们烦恼、焦虑。身为基层干部，我们有责任迎难而上，避免居民因对社会不公平现象产生的怨气演变为对政府不满的戾气。静下心来，我们梳理了居民反映的问题，发现这些问题都是和居民的生活切身相关的，在罗列了问题背后形成的原因后，按照急缓重轻，一一把问题记住下来，装在心里。

为了找到妥善的解决问题方法，我们又一次次走进胡同，征询居民的意见，现场讨论，居民七嘴八舌，越辩越明。切实可行的办法出来后，经过多方协调，争取上级支持资金，年久失修的车棚得到了改造，居民活动有了空间，楼道堆积物得到了清理，堵塞多年的污水管道得到了疏通……在用脚步一遍遍丈量胡同的过程中，我们在居民中发掘了民意收集员、政策法规宣传员、民事纠纷调解员，社区事务联络员、社区工作监督员社区“五大员”，建立了“百北群众在行动”机制，引导居民和辖区单位组建了自己的组织“幸福同心社”，结合社区工作，下设幸福议、幸福建、幸福帮、幸福汇四个自治团，活动阵地就设在胡同里，通过“三社一体、四团共治”推进社区多元共治。

胡同像一个民情收集站，让我们得以第一时间得到新鲜出炉的民生资讯；胡同更像一个加油站，给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动力，让我们主动加压，自觉尽责；现在，我们再也不害怕走进胡同，居民暖暖的一句问候、递过来的一个包子、竖起的大拇指……都让我们感到满面春风，脚下生风。作为身在基层的共产党员，社区工作不仅停留在桌面，在笔头，我们更要沉下身子，放下架子，以政策落实的“梗阻处”，群众目光的“聚焦处”，治理创新的“紧要处”为工作的切入处，向百姓问需、问计、问满意度，增进百姓的获得感、提升百姓的幸福感，这也正是我们社区工作的真谛所在。

奋斗正当时，在北京，奋斗间，七年了。时间倏忽流逝，岁月却没有蹉跎。2018年3月，在中国社工协会和《公益时报》主办的“寻找中国最美社工”活动中，作为一名来自基层一线社工的我被评为“2017中国百名社工人物”。我知道，当我站在颁奖台上，当我在胡同中挥汗如雨，当我在居民间嘘寒问暖，当梦想在耳畔将我轻轻召唤……北京，这个四十年来在我心底织梦的有质地的城市正在敞开胸怀，以厚重之德、包容之心接纳着我、融化着我，让小小的我成为了北京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