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故事】锻造“批判的武器”

马克思有段非常著名的话，理论界大家几乎都会背：“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话听起来有点拗口，什么意思呢？“批判的武器”就是理论辩论，通俗点叫笔杆子；“武器的批判”就是实践斗争，通俗点叫枪杆子。笔杆子不能代替枪杆子，光动动笔杆子，是消灭不了敌人的。但是笔杆子只要能掌握群众，也能变成威力巨大的枪杆子。马克思一生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为无产阶级打造一个强劲有力的笔杆子，也就是打造“批判的武器”——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来唤醒沉睡中的无产阶级，唤醒他们的阶级意识和历史使命，使之成为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大现实力量。

锻造哲学武器的“两把大锤”

锻造“批判的武器”就像打铁的过程，需要用大锤不断击打烧红的铁。马克思在锻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有两把大锤，一把叫“实事求是”，一把叫“无情批判”。所谓“实事求是”，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是从前人的著作中抽象演绎出来的，而是从社会现实和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所谓“无情批判”，就是在锻造思想武器的过程中，批判前人，批判同时代的理论流派，同时也不断批判自己之前的思想成果，以“今日之我”批判“昨日之我”。只有用好了这两把大锤，才能锻造出锋利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撰写《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强烈抨击莱茵省议会立法惩罚穷苦农民的做法。苏凝/画

马克思博士毕业，第一份工作是《莱茵报》的编辑。刚进入社会的马克思，是个彻底的唯心论者，满脑子是黑格尔思想中的“绝对精神”、“自我意识”这些概念。但是，《莱茵报》的经历，却给马克思上了生动的一课。按照马克思自己的说法，就是遇到了“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当时的莱茵省议会正在讨论一项叫《林木盗窃法》的法案，这项新法案的目的是要惩罚那些到森林里捡枯枝的穷苦农民。因为在林木所有者看来，未经允许私自捡拾森林里的枯枝，就是盗窃。但是，农民祖祖辈辈都是靠捡拾枯枝来生火做饭，维持生计，想不到现在枯枝成了林木所有者的私有财产。一边是农民的生计问题，一边是林木所有者的个人利益，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法律应该站在哪一边呢？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国家和法律是“理性”的化身，普鲁士政府就是这样一个“理想国家”，它会永远坚持公平正义，永远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但是现实却大大出乎马克思的意料，在物质利益面前，“理性”被打得落花流水，《林木盗窃法》坚定地站在了林木所有者一边。马克思很愤怒，写文章抨击莱茵省议会的做法。他说，农民捡拾地上的枯枝，是大自然赋予农民的正当权利。现在社会上一小部分人要把公共财产据为己有，而且还要立法来惩罚农民，这不仅伤害了农民的利益，也伤害了法律公平公正的精神。经过这场论战，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普鲁士政府并不是黑格尔说的“理想国家”，“绝对精神”也很不可靠，它只代表私有者的利益，所谓的法律只不过是私有者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同一时期，马克思还和莱茵省政府发生了关于摩塞尔记者的论战。在现实生活的撞击下，马克思头脑中的黑格尔哲学体系出现了裂痕。

后来，马克思总结《莱茵报》时期的现实教训，对黑格尔法哲学又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写出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本书。在这本书的导言里，马克思说，国家、法律以及宗教其实并不神秘，它们非但不是什么“绝对精神”的化身，反而处处受到“物质生产关系的总和”的制约。由于这种“物质生产关系的总和”又叫市民社会，因此，推动历史发展，决定国家权力运转的，是来自地上有着黄土气息的“市民社会”，而不是来自天上高冷傲娇的“绝对精神”。马克思得出一个结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权力如何运转，是由市民社会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决定的。国家如此，法律和宗教也是如此。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之前青年黑格尔派对宗教的批判，其实是只打狐狸，却放过了狐狸背后的老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篇文章中说，既然不存在什么天国的真理，那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确立现实世界的真理。所以他呼吁，“对天国的批判要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