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称他为最伟大的思想家？（2）

没有一位思想家能像马克思那样，从人类生活的基本事实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入手，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探索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及其规律，是思想家们孜孜以求的目标，科学家从认识世界的角度探索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哲学家从人类思维的进化揭示人类精神的取向，宗教家从神秘主义出发揭示人类尚未认识的领域，等等。他们都取得了认知上的进步，但没有一个人能在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达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样的思想高度。 马克思专门、长期和系统地研究生产力的变化，目的是在社会历史深层客观基础层面弄明白和说清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散见于他的政治经济学手稿，一些命题融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内容于一炉，例如，“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分，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甚至所有抽象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这些社会生活不同因素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的揭示，已现历史唯物主义的端倪。

我们知道，马克思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非常重视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首要作用和在社会结构中的基础地位。他在论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提出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其首要规律是实现资源配置决定作用的价值规律，以及与价值规律共同发生作用的供求规律、竞争规律、货币流通规律等。马克思把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要素只是作为一切社会生产都必须具有的“简单要素”。他已看到资本主义生产中科学的重大作用，并将科学视为生产力的独立要素。他还重视自然力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作用。他预见到未来还会有新的生产力要素出现，当前信息技术的发展就是印证。这些结论都是马克思对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研究而得出的。

马克思力求从研究当时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生产实践中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曾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他指出，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自己的意识为依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基于以上论述，马克思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结论，即：无论哪种社会秩序，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过程中，揭示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不仅内含着可以激发资本家积极性的重要机制，而且充满引发经济社会失衡的深刻矛盾。这为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社会的设计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在资本主义社会，推动经济运行的核心是资本。资本无限制地追逐剩余价值为资本主义经济注入了活力，而资本之间的竞争又为资本追求剩余价值增加了外在压力，当这样的经济活动最终汇聚成一个经济整体时却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如此，一个简单的推论便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摆脱这种局面的重要选择。

马克思揭示了从商品出发，再经历货币、资本、资本积累，最终形成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以及剥夺者被剥夺的过程。这不仅可以借此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过程，而且也可以为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社会提供一种制度设计的根据。解决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揭去商品身上的神秘外衣，需要建立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这个自由人联合体下，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因此，自由人联合体可以作为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选择。

如果说自由人联合体还是一个理想设计，那么重建个人所有制则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揭示的基础上所选择的一种新经济制度。这种个人所有制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第一个否定基础上的进一步的否定。通过这个否定之否定过程，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拜物教性质在新个人所有制下得到克服，重新体现出类似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生产可以自我控制的情形。不过，这是在一个更高级的形态下达到对社会经济整体的控制。重建个人所有制并不是简单地回归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前的个人所有制，而是以社会的名义对生产资料实施占有的所有制。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按照社会计划来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就消灭了人直到现在受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奴役的状况。

恩格斯一再讲到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劳动价值论是剩余价值论的理论基础，而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和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剩余价值正是通过资本与雇佣劳动相结合而作用的产物。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是这样评价的：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不仅如此，马克思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位思想家能像马克思那样，把自己学说的命运同社会现实如此紧密地结合起来，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补充和修正理论。晚年马克思在对早期著作不断修订的同时，更加自觉深入地思考了其学说未来的命运。他一方面欣慰于自己毕生所从事的事业后继有人，悉心地予以支持、帮助和指导，但另一方面，敏锐地觉察出自己的思想、苦心在当时已经不能被忠实理解和准确转换，而是出现了很多误读、偏差和曲解。为此他很焦虑，频频发出沉郁的慨叹：“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振聋发聩的话是马克思提醒后继者不能把他的学说理解和演变到违背其真正原意的道路上去。马克思特别反感把“唯物主义”“唯物史观”当作标签，只看重马克思主义哲学“依赖于物质存在的条件”而“排斥思想领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把唯物史观解读为“经济决定论”，使“唯物主义”这个词成为“只是一个套语”，“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