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京津冀协同发展思想的内涵和意义（2）

习近平京津冀协同发展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京津冀协同发展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新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形成了新时代区域治理的新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其理论和实践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习近平京津冀协同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体现，是立足国家战略全局、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理论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发展，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习近平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体现，它紧紧抓住国际国内发展大局，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立足大国崛起的全局战略，体现“大国首都”建设风范，从整体上长远谋划中国特色首都治理体系和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举措，形成了一套系统完整的区域治理思想体系。

其二，习近平京津冀协同发展思想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城市病”治理道路，为全国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发展探索新模式。从北京患上“大城市病”的深层次原因分析看，根源在于首都城市功能过多，且空间结构不尽合理。解决北京城市病问题，核心是要适度疏解北京的城市功能，这就需要跳出北京，统筹与周边区域的发展。同时，京津冀区域也是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矛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2016年，京津冀区域常住人口1.12亿人，占全国的8.1%；其中北京、天津人口高度聚集，人口密度分别为1324.2人/平方公里和1307.6人/平方公里，均为河北省的3倍以上，区域建设用地过度扩张，土地开发强度偏高，生态环境不堪重负。推动天津、河北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需要加强与北京的对接合作。

习近平京津冀协同发展思想的提出，一方面有利于在更大空间范围内优化北京的城市功能布局，提升首都核心功能，疏解非首都功能，通过与周边区域的功能分工，破解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大城市病”治理模式与路径。另一方面，能够充分发挥京津冀三地各自的比较优势，加快区域经济转型发展，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新模式，为全国同类区域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其三，习近平京津冀协同发展思想有力推进构建跨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打造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京津冀区域创新资源丰富，但分布不均衡，三省市在创新资源、创新投入、创新成果等方面存在较大落差。北京科技资源优势独特、创新基础雄厚，集聚了全国1/3的国家重点实验室、2/3以上的院士，科技创新走在全国前列，具备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引领和服务全国创新发展的基础条件。相比较而言，河北省研发创新活力不足，与京津两市差距悬殊。2016年河北省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为1.2%，仅为北京市的1/5、天津的2/5 。近年来，京津冀区域的创新协作虽不断增强，但北京科技成果呈现“导弹式”外溢，对河北等周边地区的创新辐射与带动作用并不突出，首都科技创新资源尚未真正转化为促进京津冀区域发展的核心驱动力。2016年，北京输出到津冀的技术合同成交额为154.7亿元，仅占北京输出到外省市的7.75%。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体系亟待加快建立，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亟待完善，协同创新效能亟待进一步增强。

习近平京津冀协同发展思想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引领作用，构建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这既是充分释放首都科技创新资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了三地科技创新优先发展的领域，即北京重点提升原始创新和技术服务能力，天津重点提高应用研究与工程化技术研发转化能力，河北重点强化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和示范推广能力。因此，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要充分利用北京的科技创新资源优势、天津的研发转化能力、河北的产业化资源条件，加快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促进京津冀三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政策链的深度融合，推动形成协同创新共同体，打造成为引领全国、辐射周边的创新发展战略高地，进一步助推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建设。

其四，习近平京津冀协同发展思想有利于加快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全国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实现区域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发展。近年来，京津冀面临严峻的生态环境压力，居民对改善生态环境的需求十分强烈。一是水、大气等环境污染严重。雾霾天气频发，2016年全国空气质量最差前十名城市中京津冀就占6个。水资源开发率达84-244%，地下水严重超采，形成25个大型地下水“漏斗”，水土流失严重。地表水劣V类断面比例达30%以上，受污染的地下水占1/3。二是区域生态质量大幅下降，城市宜居品质不高。北京市60公里范围内高品质生态用地（林地）面积不足10%，远远低于四大世界城市，第一道绿隔保留不到11%。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以“绿色、低碳”理念为引领，通过严格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消耗上限，以及深化大气污染综合防治、推进环首都国家公园体系和跨区域生态廊道建设、扩大绿色生态空间、推动京津冀联防联控和共建共享等重点举措，不仅能够全面提升京津冀区域生态宜居水平，而且能够增强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快建设全国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实现京津冀区域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其五，习近平京津冀协同发展思想打破行政壁垒，探索协同发展的新机制，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创新提供新经验。长期以来，我国区域发展不均衡，既有自然条件、发展基础等因素的影响，也有行政过多干预带来各种隐性壁垒的约束。尤其是在京津冀区域，资源配置行政色彩相对浓厚、市场机制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更加突出。一方面北京行政条件优越，集聚了一大批中央企业总部、国家级高校和科研院所，优质的医疗服务资源，大量的公共资金、人才和技术等资源也高度集聚，对河北等周边地区的“虹吸效应”明显。另一方面，京津冀区域国有经济比重较高，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占全国的比重达60%以上，政府对企业的控制能力强、行政干预多，企业开展跨地区生产要素流动受到一定制约。

京津冀区域发展面临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体制机制问题。习近平京津冀协同发展思想的提出，就是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按照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着力破除制约要素跨区域流动的制度瓶颈，加快建立有利于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动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既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也能为全国其他区域创新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提供经验和借鉴。

作者：赵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前线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