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立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5）

另外，我们在经济上也是更加开放。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在提到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时用了四个词：范围、层次、布局、体制机制，并提出，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要以更大力度的市场开放，促进产业升级和贸易平衡发展，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办好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加大西部、内陆和沿边开放力度，拓展经济合作新空间。促进外商投资稳定增长。全面放开一般制造业，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在各个方面扩大开放，这就是新开放的一个体现。

那么，这种开放对现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有一个显著的影响，主要体现三个方面：确定性、互惠性、互动性。

——确定性。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新发展理念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这种开放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确定性。当今很多国家的内部性越来越明显，提出很多贸易保护、投资保护的措施。国际社会担心冷战结束后高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会不会退潮，世界经济发展的机会会不会减少。中国扩大开放，对国际社会起到一个稳定器的作用。因为中国的经济体量是世界第二，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的开放，何来的不确定呢？有这样一个巨大市场的开放引领，就会有更多其他市场的开放，可以确保经济全球化继续向前发展，而不会由于某些个别国家的退潮而出现逆转。二是中国经济继续稳定增长。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8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6.5%左右，在世界大国里面仍然属于较高速度的增长。国际社会有一种担心，担心中国在调整经济结构、调整经济模式、深化改革之后经济增长会不会加速放缓。我国现在逐渐恢复到一个比较合理的、与现在我国经济规模相匹配的经济增速，经济增速依然稳固。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具体的开放举措，这种高度的确定性对国际社会来讲是非常珍贵的。

——互惠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共同体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大家要互惠，你的发展对我有好处，我的发展对你也有好处。加大开放，不仅对中国有益，对全球的好处也是看得见的，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讲到2018年我们将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前我们都是办出口博览会，一年两次在广东举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主要是给中国的商品提供机会。现在，我们在举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同时，还要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转变。未来五年，中国将进口超过8万亿美元的产品，对外直接投资将超过7500亿美元。我们还将通过“一带一路”，扩大国际产能合作，推进国际大通道建设，推动贸易便利化，这些都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利好。这是开放性的、互惠性的。

——互动性。中国与世界互相开放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对称了。中国向世界开放与世界向中国开放两者并行不悖、相互促进。一方面，我们在加大开放的同时，强调了互惠性，扩大世界的开放。习近平同志在达沃斯论坛年会上演讲时说，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全球化。当今的中国已经是亚太乃至全球经济开放合作的主要推动力量。过去几年来，我国新签和升级8个自由贸易协定。我们在举办APEC峰会期间提出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创造性地提出路线图。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加快亚太自贸区和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中国促进世界开放，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中国在为全球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有可能是某种机制的建设，有可能是资金，有可能是硬件，也可能是政治上的号召力、影响力，这些公共产品推进了世界的开放。世界的开放反过来又使我们不断调整自身的开放。所以，从这点来讲，中国的开放和世界的开放是对称发展。

新开放、新发展，是中国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大国担当的一个重要体现，把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倡议落到实处，让别的国家切实看到这个倡议值得推进，值得整个国际社会为之而奋斗。

五、新挑战

展望未来，我们要更好地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事业，更好地体现中国的作用，同时发展自己，还要面对一些新挑战，大致是五个方面，即：处理好发展与崛起的关系、对内与对外的关系、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东方与西方的关系、大国与周边的关系。

1.处理好发展与崛起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还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发展中国家和崛起中的大国在身份认同上有不一样的地方，在利益和义务上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一个国家的发展可以有更多的自主性，甚至悄悄地发展也可以，不会有更多的外来干预，除非它处在一个特别关键的地缘位置上。但是，如果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可以说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一个国家的发展处在整个国际社会的聚光灯下。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别人帮助你来发展，可以享受发展中国家能够享受的各种优惠待遇。比如，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发展中国家有一些优惠条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承担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国际发展合作中，发展中国家享受更加优惠的贷款条件。但是，作为大国，你得帮助别人发展，成为国际发展的标杆，然后别人可以明确地跟随你。虽然在过去经济还没有如此繁荣的时候，中国也帮助别的国家，帮助第三世界国际共同发展，那是因为中国有着广大的胸怀。但是，现在的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则会被要求得更多。

从世界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大国的合理性主要源于大国对别的国家的溢出，往往通过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大国的地位才能稳固。所以，作为大国，中国必须习惯在聚光灯下生活，必须习惯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到世界一流大国这样一个身份的转换，必须习惯权利、责任、义务的转换。过去几年，这些信号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比方说，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比方说，美国或一些西方国家提出中国是不是不再享受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条件，提出在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时候认定中国国家身份，等等。这些都释放着一个信号，未来针对中国的色彩还会更加浓重。以上是一些所谓的“中国责任论”，还有炒作“中国威胁论”的。原来我们讲有硬实力、软实力，美国人提出巧实力，现在突然有人提出“锐实力”，对我国自然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合理的体现给予不同的解读。为什么会给予不同的解读？四十年以前的中国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被炒作。但是，崛起中的国家就会有一些崛起中的国家的特点，所以有一些矛头就会对准我们。对此，我们可能要习惯。用一个通俗的话来说，前几年大家常常在说要学会挨骂，现在还要学会忍受被人曲解。比方说，最近，美国阻止了两通的收购（博通收购高通），原因就是“中国威胁论”，但是据某些分析，主要是因为美国想维持自己在未来通信领域的领先地位，但只要摆出“中国威胁论”的由头，美国国内反对的声音就被压制了，因为这形成了某种形式上的美国国内的政治正确。再比如，前段时间，美国的几大情报机构共同参加了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集体建议民众抵制购买中国的电子信息产品。这些其实都是“中国威胁论”的一些新表现。这些也是中国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到一个崛起中大国的转变过程中必须要适应的新情况。

我们现在提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些国家可能领会了我们要为全人类共同事业奋斗的情怀，有些国家可能认为中国在修正现行的国际秩序，这是两种不同的认识。为什么会有关于中国要挑战现行国际秩序的认识呢？因为某些国家或者说某些思想是建立在以前的线性认识的基础之上，认为一个崛起中的国家必然要挑战秩序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崛起。这跟中国的道路其实并不相同。但是，化解误解、增信释疑，是我们实现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到一个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崛起中的大国的转变需要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必须处理好发展与崛起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