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在文化市场上演进的三段历程

历史虚无主义在文化市场上演进的三段历程

摘要: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相关部门开始治理整顿,相关措施如《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1981年)等政策也相继出台。

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市场在发展的同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也在文化市场表现得很猖獗,制造了不少思想混乱,迷惑了不少人心。回溯过往,改革开放以来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文化市场的演进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以伤痕文学的一些不健康的作品为载体,埋下历史虚无主义的种子,开始对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历程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试探性否定。作为对“文化大革命”(甚至包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史)的反思,以及对“文革创伤”的宣泄,从现实意义上看,伤痕文学的确起到了控诉“四人帮”的作用,也弥补了当时文化产品数量缺乏、形式单一等不足。

然而,被视作文学思潮的伤痕文学其实复杂多样、鱼龙混杂,并逐渐出现了较明显的、不健康的政治倾向。一些作品借宣泄和暴露“伤痕”,开始引向对新中国成立后整个历史更多领域、更多方面的怀疑,歪曲和编造也愈益增加。一部《李顺大造屋》,就通过杜撰的故事,将我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历程进行了全部的否定。而另一些作品则采用极端的方法暴露所谓的“极左”错误,引向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全盘否定,如《苦恋》(由其改编的电影名为《太阳与人》)。值得一提的是,《苦恋》中女儿自己强占道德制高点后对父亲提出了一个耐人寻思的反问:“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你吗?”此后,这个发问及传递出的情绪几乎成了自由化分子、“民主派”用来粉饰自我、攻击国家的武器。

鉴于一些伤痕文学作品对“文化大革命”及之前历史阶段的合理反思逐渐走向了颓废、极端,必须要对像《苦恋》这样的作品进行批判。但这种批评在当时遭到了许多人的不解甚至反对。就此,邓小平1981年7月在同中宣部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苦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正因为这样,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这样的作品和那些所谓‘民主派’的言论,实际上起了近似的作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9页。

总体而言,这个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作品格调是不高的;部分作品出现消极看待历史、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倾向,不但是一种危害甚大的精神污染,而且具有乱人心、动国本的发展趋势。如果任其发展,则与情、理、法都是不相容的。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相关部门开始治理整顿,相关措施如《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1981年)等政策也相继出台。经过这场整治,裹挟在文学潮流里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苗头暂时被遏制下去,文艺界广泛讨论、加强引导,“向后看”的创作倾向逐渐被“向前看”取代,文化市场上的消极风气也暂时得以好转。然而,不能不强调,以部分伤痕文学为载体的过度反思和对社会主义建设史的种种怀疑和攻击,通过文化市场以出版物的方式在人群中得以传播扩散,实际上就为今天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形成埋下了种子。

责任编辑:王妗校对:董洁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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