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视域（5）

三、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欧洲资本主义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东方社会反抗资本主义殖民统治的斗争却日益高涨，处于社会革命的前夜。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判断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国家社会革命的相互影响，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亟待解决的课题。与此同时，古代社会史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新成果、新发现，为马克思恩格斯认识东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发展道路从而科学揭示社会形态发展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素材。在实践发展和理论发展双重需要的推动下，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考察从近代追溯到古代，从现实展望到未来，从西方拓展到东方，深入探讨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

东方社会性质和发展道路的研究过程

早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就对俄国、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的社会性质和发展道路进行了初步研究。1853年春天，由于西方列强和沙皇俄国之间在巴尔干和近东的矛盾日益尖锐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就东方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时，马克思对亚洲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家的历史和发展前途很有兴趣，他阅读了麦克库洛赫、克列姆、贝尔尼埃、萨尔梯柯夫等人的作品，以及其他一些有关印度和中国的历史和经济的著作，并作了摘录。此外，马克思还研究了英国议会的蓝皮书和东印度公司的历史。通过广泛阅读和认真研究，马克思注意到“不存在土地私有制” 是东方社会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认为印度村社的封闭、孤立使其“没有推动社会进步所必需的愿望和行动” 。在他看来，东方社会要改变停滞状态迫切需要一场社会革命。马克思还严厉谴责英国对中国的侵略，声讨英国殖民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野蛮罪行。他在考察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掠夺政策对中国国内状况所产生的影响之后，指出中国革命也将对英国并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影响。他满怀激情地写道：“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但是，马克思当时认为，东方社会将无法逃脱资本主义体系，中国也将通过革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在19世纪50年代末，马克思集中探讨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以前各种生产方式的探讨中，对历史上几种主要的所有制形式进行了系统考察。他通过研究发现，“亚细亚所有制”是一种比“古代所有制”、“日耳曼所有制”更原始的所有制形式，并指出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是其存在的基本前提，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其最根本的特征，自给自足是其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正式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并用以指称人类社会的最早形态。

19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学术界对人类史前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出版了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著作。与此同时，俄国思想界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争论愈演愈烈，一些俄国革命家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得到马克思的指导。在此背景之下，马克思更加深入地研究了东方国家特别是俄国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问题，深化了有关认识，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通过研究，马克思科学区分了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和次生形态，进一步修正和深化了他的社会形态理论。马克思晚年在研究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等著作以后，认识到亚细亚农村公社同原始氏族公社有很大的区别，前者因夹杂着私有制因素已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公有制形式，人类社会发展的起点是原生形态，是不存在阶级、私有制和国家的原始氏族组织，而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反对俄国民粹派将俄国农村公社神秘化、独特化的做法。他认为，从历史上看，农村公社并非为俄国独有，西欧在遥远的过去到处都有不同程度上是古代类型的公社所有制。从当时来看，在印度等东方国家也有类似的存在形态。在对这种农村公社历史方位的理解上，马克思借用地质变化规律来说明原始公社的演变——“地球的太古结构或原生结构是由一系列不同时期的沉积组成的。古代社会形态也是这样，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标志着依次更迭的时代的阶段。俄国农村公社属于这一链条中最新的类型” 。由于俄国农村公社表现出较早类型原始公社所不具备的新的历史特点，特别是其所有制兼有公有和私有的双重性质，因此，它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晚年对人类社会原生形态及其历史残留有了新的认识，他不再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这一概念用以表征人类社会发展最早阶段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概念是“原始社会”、“原生社会形态”。通过对原生社会形态及其历史演变轨迹的考察，马克思对当时在俄国、印度等东方落后国家存在的农村公社作了如下历史定位：从时间序列看，它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的过渡物；从空间序列看，它是历史的“残迹”，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并存。

总体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设想，是一个以俄国为研究典型，从俄国农村公社本身固有的二重性出发，以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为前提，以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为必要条件的可能性设想。这一设想具有十分丰富的思想内涵。其中，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残存的农村公社是古代公社的最新形态的思想，构成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重要内容，为我们认识世界历史条件下各种古老的甚至原始的社会结构提供了科学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落后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揭示了社会形态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的思想，反映了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和开放性。这些思想，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科学认识，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于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解决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当然，这一设想主要是针对当时东方社会特别是俄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提出来的，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村公社是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起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是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必要条件等具体论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然而，在历史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何看待这些具体论断，需要人们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进行新的思考。恩格斯在晚年曾特别告诫向自己求教的俄国人，希望他们“不要生搬硬套马克思和他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