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政治属性 政治逻辑 政治勇气（2）

三、党的最新指导思想产生于时代呼唤和政治逻辑

新时代呼唤新指导思想。这原本就是政治逻辑的必然结果，因为肩负“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大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在完成每一历史使命时都要有与该使命相吻合的指导思想，以保证集团内成员思有方向，行有路径，有所坚持，有所遵循。

今天，我们党已经完成和基本完成前两大使命，开始承担起“强起来”的新使命，这就需要在既有指导思想理论基础上，产生最具时代意义，最能支持新使命完成的新指导思想。换言之，进入“新时代”就必须有新的指导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产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符合政治逻辑。

从更为宽阔的思想空间分析，我们党需要着力解决三大根本问题: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执政方略（战略布局）。具体到党的领袖，则表现为政治观、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和执政方略（战略布局）。肩负前两大使命的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有自己的政治观、思想路线、执政方略。毛泽东的政治观是“阶级斗争”，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执政方略是“抓革命促生产”，以革命带生产;邓小平的政治观是“和平发展”，思想路线是“解放思想”，执政方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以改革激发生产力，以开放引进生产力。从习近平的一系列讲话和执政实践中，我们已经感知“开创文明”的政治观，这符合大国崛起于文明创造;思想路线是改革发展，即改革着眼于发展，发展通过改革而来，这已经上升到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反映在工作方法层面，包括“问题是工作的牵引，问题是时代的召唤”，等等;执政方略包括“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等等。

对于党的最新指导思想奠基于何种基础与智慧之源，具体指导于工作的哪些基本方面，着力解决哪些现实命题，报告已经作了清晰概括和厘定。所以，这里我们特别需要认清和强化的是指导思想产生的动因与内生性逻辑，以保证遵循的自觉。

（一）最新指导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1]正因为逻辑是内生的，其展开才合情合理，顺理成章。这也是在国际共运出现低潮，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许多国家失去执政权的情况下，中国走出了改革开放后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原因。

循着这样的思路和逻辑分析问题，“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满足各种要求，应对各种挑战，就必须“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1]以创新求突破，以创新求发展，以创新求得最具时代意义的思想理论成果。

应当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时代需要的思想理论创新成果，并且这一成果来自于实践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上任以来，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并且深刻回答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

这充分说明，奠基于强烈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实践和创新成果基础的最新指导思想，一定能够引领和支撑全党全国人民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党的最新指导思想“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报告鲜明提出“三大规律”，这些规律皆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政治走向，进而关系到党的自我革新与执政能力提升，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不能成为普适制度、能不能推动国际共运回归。这原本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应有之义，也是必须破解的基本而又重大的问题。

回顾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变革与中国共产党走过的革命道路，问题便十分清楚。中国为什么在黑暗中摸索时间那么长?因为没有掌握社会发展规律的先进政党来主导。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党派林立的情况下脱颖而出?因为它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思想理论。中国革命为什么一再出现“左”右倾的错误，严重时几乎被彻底葬送，直到有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中国革命才真正走上正确道路。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

当前世界有两大难题待解、难解，需要“负责任的大国”和大国领袖作出回答。一个是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冲突、宗教冲突，直接威胁着世界安全。另一个是世界怎样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实现共建共享的命运共同体。两大挑战或难题分属两大领域: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

要解决这样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需要具有创制能力的大政治家和能够实现自我超越的优秀民族来承担。比如，作为革命党的中国共产党，主导建构起来的精神世界、价值系统与评价体系，有着鲜明的阶级对抗和制度对抗基础，在倡导“命运共同体”的今天，就需要找到彼此之间的平衡点、突破口，否则难以带来世界和谐，甚至不可避免地参与到大冲突、大对抗之中。

缘此，报告对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所做的新界定，让人耳目一新，且直击要害。“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其中凸显出新的指导思想站位之高，突破之大。有了这样的具有引领人类文明前行能力或潜质的指导思想，就能够做到“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充分发挥出来，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1]

或者说“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进而“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习近平在国际上一再倡导“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共建共享”等重大提法写入联合国文件，已经说明最新指导思想站到了时代前列，站在世界的高度。

（三）党的最新指导思想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效提升党的思想理论的作用力

报告强调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1]我们党之所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注入这一“重要组成部分”，根本原因在于化解现实矛盾问题的需要。

我们处在大变革、大突破时期，大量积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腐朽思想观念需要彻底革除。这种情况下，“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所有这些，必然带来“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1]若不能实现思想理论突破，取得更加强大的指导思想作引领，“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就不会离我们而去。

所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使命担当坚定地走上思想理论创新的道路。尤为可贵的是，习近平以自己特有的思想能力，实现了方法论上的重大突破，比如，“问题是工作的牵引，问题是时代的召唤”，等等。短短五年取得巨大成就，就是由方法论的突破作支撑，因此有了党和国家建设的“新气象新作为”。

最后，借用报告中的话语:“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只要我们善于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能够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1]这应当是新指导思想给我们带来的强烈自信和巨大力量。

四、对应新时代的新政治观蕴含于改革设计

我们可以作出两个基本判断，一个是十九大报告鲜明地体现了党的政治路线和最高领导人的政治观，另一个是十九大报告的核心概念是新时代。走进新时代呼唤和形成新政治观，这符合政治逻辑。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夺取了政权，建立起新政治制度，因为政治上的先进，从而把旧中国改造成为新中国，中国由此走向新时代。改革开放同样因政治上的突破，也就是邓小平确立新政治观，实现了党的又一次自我超越，跳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国由此走进新时代。那么，因肩负新使命而进入新时代的党和国家，背后的支撑一定是政治上的突破，也就是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推动政治上的突破，也就是新政治观。

能够表明或彰显党的政治路线与最高领导人政治观的方式和机缘很多，但最能强化权威性、具有政治指标意义的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大会，又因为政治路线或政治观影响着全党乃至国家和民族的走向与路径选择，因而历次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都要围绕这样的核心命题展开。同时，对应新时代的新政治观已经反映或蕴含于改革设计之中。

（一）十九大报告阐明了党的政治路线与最高领导人的政治观

党的政治路线反映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再宣示”。十九大召开前，习近平已经在“7·26”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党要明确宣示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3]

这就是报告所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50·政府治理与政治建设·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具体反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1]

报告还强调:“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1]既然从“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境地走出，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有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合乎逻辑的事情。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一个争议性问题，这里的关键在于，通过“再宣示”，向全党全国乃至国际社会释放明确信号，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既关乎本民族的发展目标和前进道路，同时也影响着世界，因为我们的制度和道路可以“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这也是我们“再宣示”的必要性及其意义和价值所在。

习近平的政治观与党的政治路线完全一致，而一致性既合乎政治逻辑，又符合政治伦理的要求。那么，习近平的政治观是如何体现和反映的呢?将党的最新指导思想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最充分最生动的反映和体现，这就是报告所强调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习近平的重大政治抉择。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改革开放是国家建设成就的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引改革开放道路的理论基础，因此，党的最新创新理论应纳入该理论体系之中。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革故鼎新、兴利除弊，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这与巨大理论突破存在紧密的逻辑关系，正是创新理论化解了既有理论所难以化解的矛盾和问题，推动了实践上的创新和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讲，独立表述习近平的思想理论成果，也是完全可行的。然而，习近平作出这样的政治抉择，一定有深刻的政治考量，因此反映出其政治观。

（二）十九大报告关于党的政治追求与改革安排内含且呼唤新政治观

探索“三大规律”有赖于新政治观的指引。报告明确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纳入党着力探索的“三大规律”中，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肩负的历史使命，既不局限于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也不局限于自身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而是承担起探索人类文明前进方向的重任，这显然是一次重大政治突破，所带来的一定是党和民族的跃升。

马克思主义政党原本就肩负着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重任，但由于主客观原因，以往我们更多地探索前两者的规律，这次鲜明提出三大规律，与发展阶段和习近平在国际上的一系列新倡导关系密切，而这些新倡导彰显的恰是中国“强起来”的现实与节奏。

特别需要关注和思考的是，由此而来的一定是世界观和价值系统的逐步调整，甚至在某些领域是重构。因为阶级和制度对抗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重合，要化解之间的矛盾，找到二者的契合点，必定涉及政治观或者政治路线的调整，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与此同时，报告还将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容作了突出和强调。报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一个先进社会制度，并且有“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的政治标准和文明尺度，必然地开创出巨大的发展空间。为此，在“长期坚持、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保证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程序化，保证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等等。这些都将在政治范畴内开展，需要新政治观的指引。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政治判断奠基于新政治观。报告作出一个重要政治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内含着许多具体内容，比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等等。这些内容落实下来就是利益分配问题，而利益带有根本性，它既反映着执政理念，更反映着制度安排。

改革开放之初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先富带后富”涉及制度安排，当下确立的“五大发展理念”中的分享，也涉及制度安排，这显然需要新政治观的指引。比如，要“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这就涉及如何调节的问题，今天的“再分配”当然不能采取革命阶段的直接剥夺方式，即使通过政策制度和税收等方式，也需要观念突破，特别是政治观的突破。

“合署办公”的体制机制改革需要新政治观的支撑。报告指出:“统筹考虑各类机构设置，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明确职责。统筹使用各类编制资源，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在省市县对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探索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1]应当承认，这仍然是“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的范畴，但深层的意蕴恐怕不止于减员增效，优化体制机构这么简单，而一定有更深层次的政治考量，涉及党的执政规律的探索。

任何重大体制制度设计和改革，最后涉及的是政治范畴，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人们预想的那么大，步伐没有预想的那么快?很合逻辑。“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1]不能搬用别人的，只能探索自己的，这就需要实践经验和政治基础两大支持。所以，“合署办公”这样的改革，内含着执政成本的考量。如果再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党政分开”的讨论，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所以，要解决好该问题，必须依靠新政治观的引领。

推进土地制度改革离不开新政治观的引领和支持。报告提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设计，表面看是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农村整个改革的延续和发展，实际上，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近年来舆论场上关于小岗村与南街村的对比和争论，说明土地问题不简单地反映在利益分配，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确切地说，我们中国共产党开启革命道路，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激发不竭的精神力量之源，都与土地有关。当年，我们是靠土地革命推行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赢得了民心，取得了夺取政权的胜利。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也是从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这甚至就是一次“新土地革命”。今天，很多人早已不把自己的生存和生活与土地拴在一起了，但土地权的走向和归属，将一直影响人们的思想认识，或者说意识形态。所以，要搞好土地制度改革，必须依靠发展了的政治观，抑或新政治观的支持。

五、直面挑战反映出政治勇气和理性

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取得了辉煌的发展成就，在总结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报告也直面挑战，指出了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并且认为这些矛盾和问题具有复杂性和深层次性。敢于直面挑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同时也反映出党和最高领导人的自信、勇气和力量。

（一）“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尤其是“中国方案”的提出，“一带一路”的推进，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抑或文化软实力。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世界舞台中央”，我们也为“强起来”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但是，党的最重要大会上仍作出“没有变”的政治判断，应当是更高奋斗目标与更严格要求下的产物。

因为，变与不变存在辩证关系，同时与参照物有很大关系。如果我们看到中国的快速发展较西方国家毕竟要短得多，因此，增量大，存量小;如果把中国的人口基数算进去，我们的人均GDP还有很大的差距，“没有变”就更属于科学和理性之判断。

可以肯定，有了这样的判断，中华民族腾飞的基础才更稳固，更扎实。当前，我们党把自己的工作重心和努力方向放在“三个牢牢”:牢牢把握“基本国情”，牢牢立足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这样，再经52·政府治理与政治建设·过较长时期的艰苦奋斗，就一定创造出更光辉的业绩。

（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

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却“更加突出”。还强调“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1]这属于矛盾和问题的叠加，因而解决难度会更大。

发展不平衡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更加突出。因为先发优势与“虹吸效应”，而导致资金、人才向发达地区倾斜，导致发展上的更加不平衡，这甚至不是中央政府政策和资金支持所能轻易解决的。不解决平衡问题，直接影响着社会稳定，同时削弱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至于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原因同样复杂多样。

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出路之一在于找到新的发展动力，这就需要提高创新能力。创新不是单一方面的创新，即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创新，而是包括理论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经济和社会管理创新。问题在于创新能力一直是我们的软肋。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发展，创新能力已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在原创能力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距离。“有高原无高峰”还是现实，“钱学森之问”还不敢言找到了化解的路径。因为，法治建设水平还不高（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科研管理能力还不强（科研资金使用、科学成果评价等均存在问题），支撑知识分子进行创造性研究的精神境界和价值观念还未有效确立，等等。所有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

（三）“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

习近平主导的精准扶贫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果，但要彻底解决民生领域的多重矛盾和问题，同样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每个社会问题的存在与发展，都有复杂成因，有效解决问题，不能线性思维，必须作为系统工程推进。

以农村的贫困为例，就有普遍原因和特殊原因。以历史欠账为例，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较长时间，我国为了快速发展工业，加强城市建设，政策上采取了工农、城乡“剪刀差”，导致工农和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虽然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在一个时间里发展很快，但后劲不足，近十多年来政府采取了反哺农业的政策，但远抵不过工业化、城市化浪潮而来的“虹吸效应”。致使那些没有搭上新经济模式快车的人们，难以实现脱贫。

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不解决，既带来社会不稳定，也会削弱人们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很多年前有西方记者对中国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后说，到中国的北上广深看一看，和西方国家的大都市无二，再到西部看一看，你甚至怀疑人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国度里。这样的话语既引发我们思考，同时折射解决问题之艰难，之复杂。

（四）“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

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大多是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新问题，新问题比老问题更复杂，新问题决定了起点更高。正所谓，没有饭吃的时候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找饭吃，有了饭吃后会生出许多事来，而新生出来的事大多涉及精神。还有人说，穷人的痛苦好解决，因为痛苦大多源自贫困，但富人的痛苦难解决，因为大多与财富无关，更多关乎精神，也就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间接说明了解决新问题新矛盾比解决旧问题旧矛盾要难。

仅仅解决“文明程度还不够高”这一问题，没有一两代人的艰苦努力就不可能实现根本性改观。因为人的文明程度，涉及的是民族的人文品质，大众的人文修养，这是最艰难的事情。

再以文明范畴内的道德为例，世界范围内很少有哪个国家在道德建设上花费了我们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结果如何?不言而喻。为什么我们的道德建设步履维艰?就是因为成长于农业文明和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五伦”道德，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错位，再加上政治文化、革命文化的介入，使矛盾错综复杂，具有剪不断理还乱的特点，因而不是花点代价就能够克服的。法治建设同样如此。

（五）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全党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报告着重于党的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缘此，有人评价是历史上“党味最浓”的报告。

重视党的建设合乎逻辑，因为党的执政水平与能力来自于党的建设;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大量矛盾和问题，需要加强党的建设;完成新使命、应对新挑战，需要加强党的建设。所以，报告强调:“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1]

其实，上述矛盾和问题，早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已经明确提出，然而长期没有解决，有些方面甚至进一步恶化，原因是多方面的，毕竟革敌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难，或者说刀口向内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为什么全党全国人民由衷称赞习近平，很重要的是他的担当和勇气，是他的问题意识和“刀口向内”。此外，也有时代发展催生或带来的新的矛盾和问题，旧的矛盾和问题与时代发展带来的新的矛盾和问题交织在一起，解决起来难度自然增加。这也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永远在路上的根本原因。

仅以坚定信仰信念为例分析问题。习近平谈及腐败问题时说，很多领导干部甚至政治局委员、常委出了问题，根本是信仰信念缺失。为什么有那么多领导干部出问题都集中于此?有自身修养的原因，也有产生于革命基础上的政治信仰信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逻辑问题。

正是上述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我们才会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视为“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进而有了十九大报告的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1]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19（01）.

[2]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EB/OL].新华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90/65724/4444937.html.

[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7-07-28（01）.

（作者:公方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