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理论新视野】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思考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报告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政治智慧和对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只有科学分析国情，找出主要矛盾，抓住影响发展的牛鼻子，才可能实现又好又快的健康发展。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根据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何作用不同，可将矛盾分为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指在一个矛盾体系中居于支配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过程起决定作用的矛盾。解决问题首先要抓住主要矛盾，只要把握住关键问题，解决好主要矛盾，其他矛盾也就容易解决了。同时，在事物发展的不同过程和同一过程的不同阶段，都有各自的特殊矛盾。因此，在不同过程和不同阶段，事物的主要矛盾也不同。

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经历了几次重大转变。

在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我国即将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时期，刘少奇、毛泽东等先后对即将建立的新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了分析。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但毛泽东等同志很快发现，这种判断并不符合中国社会实际，因此不再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事实上，中共中央更多地强调对资产阶级要以“团结”为主，对城乡资本主义经济要以“利用”为主，并不断地批评党内出现的急于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倾向。

到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956年9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上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问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到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重新做了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论述直至中共十九大没有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国力、科技实力、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2006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几年来“天眼”启用、港珠澳大桥贯通、“墨子号”升空、“复兴号”开通、C919起飞，科技实力显著增强，现在中国正在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因此，再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作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符合我国国情。

2017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客观分析基础上的科学判断。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同时当前仍存在不少制约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难题和短板，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突出。比如，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过大；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形势严峻；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经济、社会、生态、民生等领域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初期，受资本短缺、传统供给不足等因素影响，我国实行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国家经济发展重心的“东移”，使得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绝对和相对差距迅速扩大。新世纪以来，为了逐步缩小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我国实行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计划，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仍未改变。如2016年我国省级GDP总量前三名广东、江苏、山东均在东部沿海地区，三省GDP总量占全国GDP的29%。天津、北京、上海人均GDP分别是11.56万元、11.47万元、11.37万元，排在我国前三位，人均GDP最高的天津市是人均GDP最低的甘肃省的4.2倍。即使在发达地区内部，也存在区域不平衡现象。如北京中心城区西城区人均GDP为28.8万元，是北京远郊区延庆区的7.27倍。另外，城乡经济发展差距仍然较大，城乡二元结构弊端依然存在，城乡居民收入仍有较大差距。如201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616元，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2363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72倍。

二是结构发展不平衡。投资驱动型发展模式促进了我国经济的腾飞，使我国经历了连续多年高速增长，但同时也使我国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具体体现在需求结构、投资结构、产业结构的失衡。在需求结构上，拉动中国经济主要依靠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由于投资和消费关系的不平衡，造成大量生产能力闲置和商品积压，进而不得不“畸形”地依赖“扩张投资”和“增加出口”来维持经济增长，从而进一步导致需求结构的失衡。在投资结构上，高投资不仅导致资本投资效率下降，产能严重过剩、生态环境恶化，近年来房地产等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发展，还导致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在产业结构上，农业现代化程度低，第二、三产业对农业深加工及服务滞后；工业大而不强，产业升级缓慢，产品附加值低，总体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服务业无法适应需求变化，生产性服务业效率低和消费性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内部结构有待进一步调整完善。

三是科技发展不充分。我国虽然在航空航天、高铁、建桥、杂交水稻、量子通信等多项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水平还相对落后，自主创新能力整体上还不强，原创成果还比较缺乏，大量的核心关键技术依然需要进口，对国外先进技术的依赖较大。例如，我国每年进口芯片花费高达一万多亿元，对外依赖度远超石油。另外，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和产业化发展水平还不高，科学技术的产业转化能力和应用程度还不强，自主产权保护的法制还不健全。

四是民生发展不充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只是物质文化方面的需要，还包括对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需要。近年来，我国基础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日益强烈的需求仍不能够满足，教育的均衡发展仍不充分。看病难、看病贵仍是人们关心的重要民生问题，医疗卫生制度仍需健全。面对养老需求的迫切需要，养老事业的短板亟待补齐。

新时代面对新的社会矛盾，必须严格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解决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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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平谷区委员会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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