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集约式发展扎实推进首都建设

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作为我国北方唯一的超大型一线城市，其城市发展既体现出北京作为首都的独特魅力，又遵循着富有中国特色的大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的首都在新时代如何繁荣发展的问题都是国内外极为关注的热点问题。

北京无与伦比的独特魅力，在于它是全国各族人民向往的首都。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始终围绕着“首都功能”展开。计划经济时期，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同时在经济上也快速发展，成为事实上的经济中心。从20世纪80年代起，北京就强调不再发展重工业。20世纪90年代，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各国使馆、机构众多，国际影响不断扩大，《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第一次明确提出北京要成为国际交往中心，突出了北京作为首都的核心功能。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2·26”讲话，进一步明确了北京的“四个中心”的功能定位，即“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

自“九五”之后，北京的城市发展，最能体现中国大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九五”、“十五”、“十一五”这三个时期，北京发展速度一直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十二五”时期，北京速度有所减缓，真正进入质量发展阶段。北京在“九五”、“十五”、“十一五”时期的高速增长，与三大制度体系密切相关。

一是自1985年开始建立并不断完善的GDP（当时是GNP）核算制度。在GDP考核机制的压力下，招商引资成为地方政府最为重要的内生性需求。因为只有吸引来工业上的大项目，固定资产投资才能迅速增加，才能带动当地的GDP迅速扩大，就业水平也会相应提高，未来的财政收入也就有了根本保障。在与其他城市“招商引资”的竞争中，北京的优势得天独厚，即除了政策优势，还有质优价廉的工业用地，又有无与伦比的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国际交往资源和智力资源，加之两件大事（即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2001年12月11日中国入世）所产生的巨大而积极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益，导致外来人口自“九五”之后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向北京。

二是1994年财税体制的改革。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征收土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方面的大量资金投入，这些资金从何而来？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占比随之扩大，但事权相对缩小；而地方财政收入占比降低，但事权却在不断扩大。地方政府依靠中央政府的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根本不能解决其“收不抵支”的问题，这就促使地方政府走上“土地财政”之路。作为首都的北京也不例外，直到“十二五”时期，北京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对房地产投资的依赖度仍然达到55.9%。

三是1998年城镇住房由福利分配向住房商品化方向的改革。住房商品化的改革，让“土地财政”这一解决地方政府财政资金之策最终得以形成。所谓“土地财政”，就是地方政府依靠发展房地产业来获得城市发展所需要的财政收入。

三大制度体系让大城市的发展迅速进入螺旋式上升的轨道。大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人口的大量集聚，由此产生不断增长的居住需求，巨大的刚性居住需求，促使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加上地方政府的鼓励政策以及房地产投资的财富增值效应，让房地产的投资需求和投资需求日益膨胀，更是加剧着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水涨船高，随着房地产价格的节节攀升，土地价值也不断增值。这样，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征收和土地出让、土地抵押、行政性收费获得了巨额财政收入，这些财政收入又被用于城市发展所需的征收土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方面，更有利于工业项目的落地。这样，工业化促进着城市化，城市化吸引着工业化，相互促进，循环上升，极大地加速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据专家研究，美国城市化率由20%增至57%美国城市化约耗时80年，而中国城市化率由20%增至57%仅耗时约35年。北京市的城市化起点尽管很高，但城市化进程在2005年之前仍然很快。北京的城市化率：1978年为54.9%，1995年为75.6%，2005年为83.6%，2015年为86.5%。这种城市化速度，已经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大城市的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