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代的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

党的十九大报告统揽全局、气势恢宏，吹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的号角，其所彰显的政治定力和文化自信振奋人心。纵观历史长河，中华民族最自信的时期，往往也是最强盛、最开放、最包容的时期。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作为文化工作者，我们生逢这个新时代，理应更加坚定地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宏大格局中，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尽心尽责。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稳步发展，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国力进一步增强，文化软实力得到了明显提升。在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的前提下，我们不再迷信西方文化，不再妄自菲薄；更不会坐井观天、夜郎自大。我们在借鉴西方文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看到了中华文化自身的丰富性和独特优势，我们的文化建设既自信自立，又博采众长。“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是中华民族始终崇尚的品德和胸怀。中国一心一意办好自己的事情，同时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所针对的则是损人不利己的冷战思维和足以令世界毁灭的各种霸权思想。

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感牢牢地扎根于故土乡情，这与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方式有密切联系。长久以来，中华文化主要是农耕文化。中华民族历来崇尚“男耕女织”、“自力更生”等观念。稳定而又具有田园牧歌特色的“桃花源”式的小农经济和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曾被大多数人视作理想的生活境界。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强烈地依恋故乡故土的民族。而依恋乡土、追求安定、不尚冒险使中华民族形成了安稳、和平的性格。反观我们的文学创作，最感人心弦、动人心魄的就是那些思乡之作。“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等等。从《诗经》开始，乡思乡愁连绵数千年而不绝，其精美程度无与伦比。当然，我们的传统不止于此，在经史子集和表现儒释道文化的典籍中，也都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我们对于传统文化既有“六经注我”，又有“我注六经”；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三言两语不能概括。在此，中文的承载和化合功能起到了独一无二的作用。因此，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同时，中华文化又是极具包容性的，它融合了各民族文化因子，吸收和转化外来文化。比如，佛教的引入、佛经的翻译就是中华文化吸纳外来文化的一个证明。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学习“德先生”、“赛先生”以救国救民，他们中的优秀代表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我们国家各项事业不断发展进步。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同时，我国文化界尚存有一些误区，如将传统文化简单等同于国学，故而曲解了文化自信的真实内涵。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也前所未有。这为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建设提供了选择和发展的契机，如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取利驱弊、进退中绳地处理文化领域里多样多变的关系，既是历史对我们这一代人的考验，也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成败得失。面对这样的情况，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关于文化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