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话语霸权的消解
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不仅在军事和经济上处于支配地位,而且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形成了霸权。人们理解世界和解释世界的方式,长期受到“西方中心”的支配和影响。正如美国乔治城大学查尔斯·库普坎教授所说,从19世纪开始,欧洲国家“开始输出主权、管理、法律、外交和商业的欧洲思想。在这个意义上讲,欧洲不仅主导了世界其他部分,使其黯然失色,而且在独特的欧洲价值和机制基础上建立起了全球秩序。欧洲人成功地把他们的地区性秩序复制成了全球层面上的基础性规则”。
在西方现代性话语霸权之下,西方具有了唯一的“合法性”,除了西方之外的地方都被视为“其余部分”(the rest)。在西方的叙事话语中,“其余部分”在历史上为人类发展所做的贡献被严重低估甚至视而不见,“其余部分”是蒙昧野蛮专制的代名词,需要用西方的文明标准去开发,不论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和经济发展阶段,都只能用西方的模式去套改。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理论,采用二分法原则,把世界分成“中心”和“边缘”,把“其余部分”和西方对立起来,认为西方不仅代表了政治“民主”和“人权”,甚至“民主”和“人权”本来就是西方文化的本性,而非西方的“其余部分”则是倾向于专制的。西方中心主义构造了这样的元叙事:西方是进步的力量,是创新和启蒙思想的载体,是西方在推动世界“其余部分”进步。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自由世界”秩序和西方话语的构建过程中,美国特别是美国的军事力量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美国的“理想主义”和“美国例外”对战后世界秩序的建立发挥了重要影响。所谓“美国例外”,是与美国民族优越论、美国对世界的责任契约、不妥协的爱国主义等美国身份构建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国家在“自由世界”秩序构建过程中,特别突出地强调了“自由、民主、美国理想”等“合法性”的一面,“强调西方机构、所有权和文化吸引力等因素,而有意回避军事力量在当今世界秩序创建和维持过程中的作用”。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世界各地的驻军,如果没有对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武力威胁,如果没有美国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武装颠覆其敌对政府,如果没有美国政府在世界各地强硬地推行其政治、经济的利益和标准,西方话语霸权的构建是不可想象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世界“其余部分”的快速发展,如俄罗斯、巴西、印度以及南非等金砖国家逐渐在国际舞台上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美国霸权的衰落、世界多极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西方的话语霸权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反对恐怖主义、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以及网络安全等问题,不是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完成的任务,需要多边协作、共同努力。在这些问题上,金砖国家特别是中国已经成为重要的贡献者。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之内,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行动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赞赏。中国已成为重要的国际捐助国,是一个卓越的贡献者而不是“搭便车”者。中国的国际形象在明显提升,“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不攻自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响应者和受益者越来越多,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空间也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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