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汉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2）

二、实践的社会主义与商品货币关系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的，并没有涉及未来社会的市场问题，甚至他们预测未来社会不需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和后来的《反杜林论》中，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中，都认为未来社会是消灭私有制，由自由人联合体共同占有共同使用生产资料。社会生产是协作的，并且按协议分配全部产品。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到了“社会总产品”的必要扣除，说到了“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使用“劳动凭证”计量劳动量和参加分配。（《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1—第435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基础上的结论也有例外。比如，马克思对俄罗斯农村公社为代表的东方社会的革命前途问题就有过深刻论述。马克思晚年还深刻指出：“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8页）

刚刚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苏联，一方面为了保护新生政权，另一方面出于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考虑，曾经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争结束后，社会生产水平明显低于战前，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难以继续坚持下去了。列宁说：“我们……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列宁论新经济政策》，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5页）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于1921年3月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作出了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入新经济政策的决议。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经济。新经济政策仅仅实行了一年时间，国家经济就迅速恢复起来了，经济社会运转出现了空前的生机与活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得以召开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才站稳脚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是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其基本内容包括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包括将国家所有作为生产资料公有或共同所有的组织形式，包括允许私有经济和自由贸易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包括对外开放、允许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租赁苏联的国有企业等等。列宁在病重期间，对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同上，第266页）

新经济政策实施到1929年，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斯大林作出了重大调整，逐渐形成了以两种公有制形式、指令性计划、按劳分配为主要内容的苏联模式。这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斯大林认为，全民所有与集体所有存在着利益差别，也需要商品货币关系，需要市场交换。

中国共产党人对市场的认识，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就开始了。毛泽东深刻指出：“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9页）邓小平也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他们对市场和商品经济的认识，来源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来源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是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与突破。

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实践，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创新发展的实践，也是探索发展商品经济和运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崭新实践。先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思路，然后逐步深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

确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思路前后，先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后来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后，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发展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从最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新的社会形态不需要商品货币关系到东方社会的例外；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到斯大林的苏联模式；从毛泽东的看商品生产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到邓小平的计划与市场都是调节手段；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再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实践过程的生动体现。这也说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这在社会主义运动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史和社会主义改革思想史上，都具有标志性意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理性的市场经济

西方经济学实际上是西方市场经济学，它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相伴生。如果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算起，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从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从凯恩斯主义到新凯恩斯主义，经历240多年的发展历程。无论是三次大的变革，还是六次革命，西方经济学仍然固执地坚持它的学术自信。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即使爆发全球性经济危机，都可以通过其理论修补实现均衡。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个人理性和经济人理性，凯恩斯有效需求的理性选择，新自由主义的理性预期主义，都一定程度地以市场经济原本是完善完美的为前提，从总体上缺乏对市场经济的理性分析。为避免经济危机中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西方经济学家还特别强调纯技术性分析，有意无意地不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

本文所说的理性的市场经济，不是也不可能是资本主义初期或者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的市场经济，不是也不应该是导致危机并不断累积加深危机的市场经济，当然也不是纯粹自发、盲目、自由的市场经济，不是产生于西方不受时空限制可应用于任何国家任何发展阶段的市场经济；而是体现“两个充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包括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充分估计到并防范市场自发调节有可能产生的风险甚至可能发生的危机。比如，近年来我们党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本判断，突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防范系统风险，等等，都体现了“两个充分”。可以说，前一个“充分”，重在解决短缺和效率问题，后一个“充分”，则是要防范化解可能出现的过剩和危机。

发展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分支，是专门针对二次世界大战后落后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我们说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也包括受其中发展经济学的影响。我们说用理性的态度对待西方经济学，也包括理性地对待发展经济学。比如，对待发展经济学中的钱纳里工业化发展阶段理论，如果不考虑时空条件，只简单地照搬照套肯定是不合适的。中国是发展中大国，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当年工业化的环境条件，也不同于二战后拉美及亚洲的小国和地区的发展环境和条件，而且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现在80%以上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发生在跨国公司内部，国际分工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生产环节和供应链的分工。因此，简单地按钱纳里的标准来判断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并相应地要求重点发展什么产业，肯定不合时宜了。特别是在中国国内的某个区域，一定要比照钱纳里的标准，判定工业化发展处在什么阶段，然后相应地重点发展什么产业，或者工化业初期轻纺工业发展不充分，现在需要补充发展，等等，就显得更没有必要了。

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讲，理性的市场经济，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简单移植，也不是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再版。

一方面，实践的社会主义需要市场经济，而且能够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并产生更高的效率；另一方面，实践的社会主义在运用市场经济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同时，要避免盲目性，防止和避免系统性经济风险和危机。客观上要求用理性视角看待和运用市场经济。

说理性的市场经济不是简单地照搬西方市场经济，也不是简单地照搬西方经济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完全抛开西方市场经济和西方市场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另起炉灶，马克思写《资本论》，也大量使用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概念范畴。我们既要把计划和市场从经济制度属性中剥离出来，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用；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资源配置方式的运用总是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的，总会被社会制度所影响。西方经济学家刻意强调经济学的纯技术性，其目的就是为了掩盖或回避资本主义制度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