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畅：应当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构建

内容提要:从理论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融合为基础、吸收全球化时代人类先进思想文化所构建的思想理论体系。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基础理论部分，对其中的应用理论有规导作用。构建这种理论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中国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思想理论基础和依据、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需要。科学社会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具有非对立性、类似性和互补性，因而融合是可能的，而要在实现这种融合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需要中国学术界和理论界的研究者共同努力、协作攻关。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儒家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儒家道德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标题注释:本文系2015年中宣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弘扬核心价值观与继承传统文化研究(2015YZD12)”，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伦理研究(16JJD720016)”的阶段性成果。

在拙作《儒家道德与中国社会主义精神》一文中，笔者提出要将儒家道德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融合起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可称之为儒家社会主义(或称为儒学社会主义)。使用“儒家社会主义”这一术语只是为了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的中国思想文化特色和强调科学社会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家道德主义之间的融合，不排除使用其他更恰当的表述。“儒家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早已有人提出过，但这一概念被用来指传统儒家思想，而不是指融合儒家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主义。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近代才出现的概念，而且有其特定的基本含义，那就是主张建立以财产公有制或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人人平等、社会公正的理想社会。是否主张实行财产公有制或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判定一种理论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依据。我们注意到，先秦儒家并不主张财产公有制或生产资料公有制，它虽然主张“天下为公”，然而这里所说的“公”并不是指公有制。“天下为公”字面上含有天下是公共的这种意思，但主要指的是政治上把天下传给贤者而不是传给嫡子。而且，除了“天下为公”这一表述之外，在先秦儒家经典中并未见有其他有关建立公有制的主张。因此，将“社会主义”这一帽子戴在先秦儒家头上是不能成立的，也是不严肃的。先秦儒家思想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的，倒不如说是道德主义的。正是这种道德主义可以与科学社会主义融合起来，我们才可以在这种融合的基础上构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基础的理论体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其基础理论的关系

从理论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包括两个基本部分:一是基础理论部分；二是应用理论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源头是马恩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而其中两个部分的构建逻辑次序应该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然后将这种基础理论应用于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用理论。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在改革开放前，科学社会主义并没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因而没有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而是直接与中国不同阶段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不同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用理论。

导致这种理论构建实际情形的原因比较复杂，但其中有两个原因是主要的:一是救亡图存的民族生存压力；二是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敌视态度。

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时候，正值中国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时期，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全民族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传统思想理论无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紧迫问题，因而试图从世界各国思想库中寻求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济世良方。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马列主义是解决中国存亡问题的先进思想理论，于是致力于这种思想理论的传播，并将这种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根本问题。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没有时间考虑甚至根本没有想到要将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构建一种能解决中国存亡以及中国未来健康发展的中国理论的问题，而是直接将马列主义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的巨变时期，北伐战争、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围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几乎没有给中国共产党人留下一点冷静思考如何对待传统思想文化、是否要从传统思想文化中继承什么的问题，更不可能想到要把马列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融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当时所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将先进的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是教条的，还是结合中国实际的。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几经挫折，最终产生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但中国革命胜利后，历经一系列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折腾，直到实行改革开放，才先后产生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新时期中国实际结合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等新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改革开放前，中国没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固然与当时救亡图存的严峻形势直接相关，但也与当时中国处于急剧社会变革时期的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敌视态度有直接的关系。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专制王朝，中国进入了对传统思想理论进行全面清算的时期。在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看来，中国之所以会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沦入或正在沦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根子就在于当时的社会(清朝)以至秦汉以来的皇权专制主义社会所依据的思想理论，主要是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理论——孔孟之道。在清王朝已经被推翻的情况下，他们将仇恨的怒火均指向了旧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理论，于是有了新文化运动，有了新文化运动的响亮口号“打倒孔家店”。在这种情况下，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想是如何彻底清除孔孟之道的影响，根本不可能意识到把被认为是先进的各种理论与陈腐的儒家思想理论融合起来。在所有先进知识分子中，信奉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更为激进，因为他们所信奉的思想理论被认为是针对当代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认为是先进的西方自由主义建立起来的更为先进的理论。他们所追求构建的是这样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类似于比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认为是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更为先进的俄国十月革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于是，他们与传统思想文化决裂的情绪更激烈，态度更坚决。这种情形和态度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延续到改革开放，而在“文革”中达到了极致，其显著标志是“破四旧、立四新”和批林批孔运动。在这种对传统思想理论持敌视态度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考虑把被认为是最先进的马列主义与落后腐朽的儒家思想理论融合起来。

主要由于上述两个原因，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前，我们没有注意到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更没有意识到要将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的问题。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是2006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这次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当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基础理论。而第一次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概念是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包括哪些内容，报告只是说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没有谈及其中的基础理论方面的内容，也没有提及十六届六中全会已经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且没有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容之一。真正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建设提到议事日程的是党的十八大。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且明确了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24字”。十八大以后，党中央不仅采取了一系列学习、宣传、贯彻核心价值观的措施，而且通过多种有效途径加大了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力度。应该说，中国从此开始了自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建设。不过，直到今天，在我国理论界还是没有明确核心价值观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或者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就是说，核心价值观并没有被明确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甚至没有明确回答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什么关系。

今天看来，核心价值观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基础理论，但是它并不完全是或等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核心价值观应该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甚至是其中的核心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应该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当代中国和世界新形势下的融合。儒家思想文化是在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在传统思想文化中具有代表性。因此，科学社会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融合主要要与儒家思想文化相融合，我们也是据此把这种融合的结果称之为儒家社会主义的。儒家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基础理论。它可以用这样一种公式简单地加以表达:儒家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先秦儒家思想(儒家道德主义)+全球化时代人类先进思想文化。当然，这里所用的“+”不是简单的相加或物理性混合，而是融合，是化学性反应，是创新，所创建或构建的是一种能够长期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基本理论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