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文化自信的心理建构（3）

2.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文化交往环境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文化交往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环。虽然从表面上看，这种共同体的形成依赖于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在一些重大原则与战略决策上，也主要表现为国家主体的行为。但是，只有当这种交往达到文化的高度时，“命运”的本意才能得到凸显，这种共同体背后的价值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交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在马克思的话语中，交往是涵盖一切社会关系的最为广泛的概念，他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这其中，物质生产性的交往是其中的基础，而文化的交往则是其附加形态。然而，无论是生产性交往，还是文化交往，它们都通过相同的方式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奠定了各个国家的世界意识。正如马克思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而且这种“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作为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子课题，“文化交往”走向完善的必要条件正是拥抱世界历史，构建世界意识。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讨论文化交往及其发展，但他在讨论个人发展的过程中，表明了类似的内在逻辑。一方面，马克思指出地方性的人（文化）的局限，“超越地方的局限性还是仍然受地方局限性的拘束，……决定于世界交往的发展，决定于他和他所生活的地区在这种交往中所处的地位”。另一方面，他还指个体（文化）的发展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关系，即“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也只有世界历史的语境下，人（文化）“……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总的来说，文化的交往只有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才能扬弃狭隘与片面的地域性与民族性，从而被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所代替。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境下，世界历史的真正普遍（世界意识）正在成为一种现实。那么，与这一进程相适宜的逐步深入的文化交往，既是无法回避的，也是充满机遇的。在此基础上，文化的交往将真正扬弃“冲突”这一传统的设定，因为文化冲突在一个以“融合”为目的的发展模式下是没有市场的。而这一转变，恰恰还原了文化之间的平等地位——毕竟文化与文化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冲突，最多也就是“一种文化中一个部分”与“另一种文化中的一部分”相冲突而已，这是文化多元发展的正常体征，即便在同一种文化系统中，不同部分之间相互冲突的情况也多有出现，不足为奇。在既有的文化冲突体系中，大多数冲突其实是被制造出来的，这其中或有政治目的，或有经济目的，而文化无奈成为被绑架的对象。所以说，在一个以人类共同价值为目的的命运共同体之中，文化交往的最后障碍将不复存在，这也是对于文化交往得以顺畅发展的最大意义。

3.中国在多元文化交往中的文化身份

在文化交往的框架下，中国的文化身份是需要被明确的。然而，作为一种国家人格，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文化身份是两回事。前者是一种确定的事实，后者则是一种交往形象。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文化是与西方社会相对立的，因而中国文化往往是以西方文化的“他者”身份出现的。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境下，我们将“他者”诠释出了新的内涵。

第一，作为交往的主要对象，我们必须分析西方世界与生俱来的文化自信的根源。西方世界认为现代性的历史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是同步的，继而妄称两者为一体，并将其自身的政治欲求与价值指涉强加于现代性之上，以此规定了人类社会的最佳形态，用福山的话说，就是“历史的终结”。而这个最佳形态，也是其自我意识无限膨胀的形象化规定。有意思的是，他们却不愿谈起这个最佳形态究竟是什么，甚至不愿给它一个名称。他们只是描述它的一些特征，或是理性的，或是秩序的，或是民主的，或是自由的。然而，这些抽象描述的每一个要素都需要在极端完美的诠释之中才是符合事实的，即使这些事实被规定在目不可及的彼岸。黑格尔描述这种状态为“无论它在哪里寻找本质，都将毫无所获，因为本质恰恰是一个不可能被找到的彼岸世界，被认作不能找到的东西”。因而，他称这种状态为“哀怨意识”。在这个过程中，被膨胀的自信淹没的是其文明的瑕疵，以及对膨胀主体之“他者”的无法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