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全兴：胜利的法宝，必读的经典（2）

《两论》决不是书斋的产物，更不是从任何书本上可抄得的，而是凝结了中国革命血的经验教训

列宁提出的对认识辩证途径和唯物辩证法核心“说明和发挥”的任务，由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这并不是偶然的。

“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毛泽东之所以能完成列宁提出的“说明和发挥”的任务，首先是，十月革命后中国社会矛盾的尖锐性、复杂性和曲折性为世所罕见（可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逐渐成了东方矛盾的焦点和东方革命的中心。《两论》正是中国社会客观矛盾运动辩证法的理论反映。战争是人类矛盾斗争最高形式，也是人类能动性最高表现。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在战争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其次是中国革命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与失败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与失败。只有经历了革命战争的两次胜利与两次失败的实践，才能对中国革命的规律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才能对认识的根本规律有深切的理解，也才能著述《两论》。在此之前是难以做到的。

从主观条件讲，毛泽东从学生时代起就重视哲学，提出改造中国“非普及哲学不可”。他中外哲学著作都读。他手抄恩师杨昌济译的《西洋伦理学史》(手稿)七本，在读十万余字的《伦理学原理》时写了一万多字批语，仅此就可见其用心苦读之一斑。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他依然“喜研究哲学”，明确认识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更可贵的是，他善于运用矛盾分析方法，从主客观关系上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找出中国革命规律，指导中国革命。自然，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哲学思考和总结也有一个过程。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中，通过对中国社会尖锐的、复杂的、曲折的和极端不平衡的矛盾的分析，论证了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根据，初步揭示了中国革命走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规律。他还从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上总结红色政权存在发展的主观条件，强调革命的主观指导要符合客观实际，反对主观主义。他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情况”和“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上述著作均是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活的运用。在江西时期，他的哲学思想已初具轮廓。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在保安采访毛泽东后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有自己的“哲学体系”。

《两论》的产生不仅是为即将来临的抗日战争作思想理论准备，而且也与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直接相联的。在处于“围剿”与反“围剿”的艰苦的战争环境下，毛泽东可以在马背上哼诗词，但不能在马背上写论文。因为论文的写作需有时间进行思考，哲学思想尤其需要沉思。虽然任何真正的哲学思想都源于社会的矛盾运动和社会生活，但任何真正的哲学思想都离不开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思想资料，而不可能凭空产生。这就需要哲学家有时间坐下来读书、思考。长征到达陕北后，情形起了根本性变化。由于实行了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达成共同抗日的默契，有了以延安为中心的相对稳定、安定的根据地，可以读书、办学和研究、著述。抗大邀请毛泽东讲哲学，直接催生了《两论》的诞生。

毛泽东之所以能写出《两论》，是因为他具有集革命家、哲学家和精通中国历史文化的学问家于一身的优点。专门哲学家难于写出《两论》这样的论著。《两论》决不是书斋的产物，更不是从任何书本上可抄得的，而是凝结了中国革命血的经验教训。

《两论》是经实践反复检验证明了的科学论著，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基本教材。习近平同志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很重要的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他在列举“需要反复精读”的毛泽东著作篇目时，首先列出的是《实践论》《矛盾论》。他指出：“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两篇代表作，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作出哲学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途中，《两论》依然是我们党赢得伟大胜利的法宝，必读的经典。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