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全兴：胜利的法宝，必读的经典

一九六七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实践论》《矛盾论》

今年是《两论》在延安发表80周年。毛泽东集革命家、军事家、哲学家于一身，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中国革命经验和中国传统哲学三者的精华结合起来，进行理论上的创新。他写出的《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为什么说《两论》“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

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时代的需要而产生，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遵守，但实践是发展的，单靠老祖宗不行，需要创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毛泽东说：《两论》“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

为什么“不能不写”？

首先是为了从思想理论上清算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损失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为了给即将来临的抗日战争提供锐利的思想武器。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根据形势变化，首先解决最紧迫的政治路线，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继之，1936年12月，到红军大学讲授并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该书的显著特点是充满了唯物论辩证法，对“左”倾军事路线进行深刻的哲学批判，将军事理论与哲学思想融为一体，是一本杰出的军事哲学著作，已具《两论》雏形。在毛泽东看来，这还不够，还不是专门的哲学著作。为了揭露错误路线的认识论根源，从根本上克服主观主义，纠正党的错误路线，就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修养。为此，毛泽东着力研究哲学，在1937年春夏应邀到抗大讲授辩证法唯物论(讲课因“七七事变”而中断)，编著《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两论》是其中最精彩、最重要的两节。

在讲课时，毛泽东反复指出，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有高度的和严密的科学性，同彻底的和不妥协的革命性密切地结合着的、一种最正确的和最革命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如果不懂得它，我们的事情是办不好的，会犯错误。但如果懂得了它，那就能生出绝大的效果。他强调指出：“辩证法唯物论对于指导革命运动的干部人员，尤属必修的科目。”

由此看来，长征到陕北后，毛泽东发愤读书，研究哲学，写作《两论》，为即将开赴抗日前线的将士们讲授哲学，决不仅仅是为了回击教条主义者用“狭隘经验论”的帽子对他的诬蔑，也不只是为了彻底清算党内错误路线，而是有更深刻的考虑，为即将来临的抗日战争作理论准备。这种理论准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自己磨制指导抗日战争的思想武器，犹如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为了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写作《帝国主义论》而在瑞士伯尔尼潜心研究黑格尔哲学一样。二是为即将开赴抗日前线的将士们进行思想理论武装，也为全党迎接伟大的抗日战争进行思想理论准备。

从哲学史看，写作《两论》既完成列宁提出的“说明和发挥”任务，又回答了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矛盾

从哲学史看，写作《两论》还有理论上的需要，是实现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必然。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为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奠定了科学基础，但他们没有为自己的哲学思想构建一个理论的逻辑体系。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遗憾的是，列宁未能对认识辩证途径和辩证法核心展开“说明和发挥”。

人类哲学思想发展有它自身的内在逻辑。到了20世纪30年代，完成对认识辩证途径和辩证法核心的“说明和发挥”的任务，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必然。毛泽东在抗大讲哲学，特别用心写作《两论》，系统地、深刻地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理论和对立统一规律学说，就是为了完成列宁提出的“说明和发挥”任务。

再从中国哲学史看，毛泽东著述《实践论》对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知行学说做出了科学总结。中国哲学从先秦起就注重知与行关系的讨论，到宋明时期则在知与行的先后、轻重、难易、分合等问题上展开争论，形成了较系统的不同的知行学说。到了近代，孙中山从知行问题入手，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一反传统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知易行难说”，提出了“知难行易说”。毛泽东将孙中山的知行学说推向革命方面，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唯物而辩证地阐明了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他用“论实践和认识——知和行的关系”作为《实践论》的副题赫然标出，并在文中论及“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些显示出毛泽东是在有意识地对两千多年争论不休的知行关系做出唯物而辩证的当代总结，纠正“知行分任”的错误观点，将知行学说提到新的水平。

中国传统哲学有丰富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其主要内容是矛盾学说，即猜测到事物内部矛盾着的双方(阴阳)的相互作用是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看到了对立面之间的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相渗透和互相转化，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相反相成”、“物极必反”、“万物皆有对”、“一分为二”等思想即是。这些辩证法思想不仅存在于哲学著作中，而且渗透到政治、军事、道德、文学艺术、医学、自然科学和宗教等各个方面，直接影响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毛泽东的早期著作看，他熟谙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他的《矛盾论》将中国古代朴素的矛盾学说赋予了现代的内容和形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