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中的战略思想（8）

八、“僧是愚氓犹可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风云突变，苏联赫鲁晓夫突然反目，中国外交形势进入“雪压冬云”的困难期。

1959年9月15日至28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就德国、柏林、裁军、美苏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苏联此后大肆宣扬“戴维营精神”，鼓吹苏美两国领导人坐在一起，人类历史就进入了新的转折点。在中苏盟约期间，赫鲁晓夫开始变脸不认人，要出卖中国。此时的外交环境非常不好；1959年12月，毛泽东作诗讽刺正沉醉于“G2”共治的赫鲁晓夫说：“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兹入大同”。[94]

1959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赫鲁晓夫“他不是老练的政治家，不大懂马列主义，不讲原则，翻云覆雨。他一怕美国，二怕中国。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迷恋于暂时的利益，丢掉长远的利益。”[95]当月，毛泽东又在一份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上写道：“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96]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讨论时局问题时谈到赫鲁晓夫说：“这个人一直没有个章程，像游离层一样，他是十二变，跟他相处，怎么个处法呀？这个人，艾森豪威尔形容过，说他是一个钟头之内瞬息万变的。赫鲁晓夫何必那么蠢，把美国人捧得那么上天，也不想想下一着棋。从戴维营回来，那么吹，他不想想，美国人可能变嘛。”[97]当年12月10日，面对赫鲁晓夫的胡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深有感触地说：“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革命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98]这时，毛泽东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在中国避免赫鲁晓夫式的领导者出现。

毛泽东并没有将苏联赫鲁晓夫与美国领导人同等看待，更多地认为前者是政治不成熟[99]，属于“僧是愚氓犹可训”，但如不注意纠正，其结果必是“妖为鬼蜮必成灾”。1961年11月17日，毛泽东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接班人问题归根结底是国家人才培养和教育问题。知识分子是国家治理工作不能离开的重要人才来源，但其脱离实际而又十分自我的心态则使他们在因见识卓越被纳入政坛的同时也会带来对事业有极大破坏作用的“王明式”的空谈，而这样的悖论又为尤其是建国之初的政治家所纠结。在利用这类知识人方面，古今政治家也有不少尝试。比如孔丘任鲁国大司寇后七日杀以言“乱政者”少正卯、秦始皇“焚书坑儒”、曹操杀杨修等，其手段最极端的大概就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对付这类不成熟的干部和脱离实际而又自视精英的知识分子采取的办法就是“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100]，以至洪武七年（1374年）便有人抗议：“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免者百无一二。”[101]即使这样，朱元璋也没有找到培养合格接班人的方法。

毛泽东在建国之初也面临着与朱元璋同样纠结的“知识分子问题”。但与朱元璋不同，毛泽东本人就是学生出身，早期学生运动的成败以及他自身从知识分子到成熟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转变的经历使他对知识分子的优点和缺点以及如何克服这些缺点、完成自身改造，都有深刻的体验和认识。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文中说：

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102]

唯物主义最强调人民性和实践性。毛泽东批评王明不知道人走路要靠脚，不知道人要睡觉，要吃饭，不知道子弹会打死人。因为他们是从学校玻璃窗子里和奖状堆里长大的，没见过流血牺牲这些东西，这样怎么搞阶级斗争呀？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103]最残酷的革命实践，让中国共产党以最快速度接近并找到真理。当年，毛泽东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条件除了立场可靠外，更加强调政治经验的成熟。5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104]毛泽东重视中国历史尤其是明史研究，特别注意其中导致国家毁灭的人的因素。十年树木，百年树人。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率中央高级领导到明十三陵植树。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105]问题的讲话，他将讲话地点放在明十三陵，其意深长。

北宋亡国刺激了南宋知识分子及由此提出的以朱熹为旗手的“教育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确立“四书”为学生必读的至尊科目。朱熹强力主张将《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这几部重视实际经验的著作并作“四书”，作为国家教育和科举的至尊课目，通过“格物致知”——这是“实事求是”的不同提法——的教育，将中国知识分子培养和改造为可以图存救亡的骨干力量。原先飘浮在天上的北宋二程理学到南宋时期被朱熹拉到了大地上，此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重经验，轻学理，将格物致知作为寻求真理的主要方法。

从这意义上说，朱熹不是一个简单的理学家，本质上说，他是一个继往开来的理学革命家。

从王阳明之后，中国封建知识分子有了文化自觉，其特点是开始拿枪杆子了。王阳明就拿枪杆子，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个人都拿枪杆子，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全拿枪杆子，学问也做得好。司马光泣血疾呼，朱熹准备，从王阳明始。北宋人那种学问不用于实践，只用于把玩，学问人和拿枪人多不融通的现象发生变化，一直到近代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知识人都知道抓枪杆子，有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工具。

苏联赫鲁晓夫的出现也使毛泽东看出苏联教育方针的问题。他准备教育革命。只有在人民内部将“僧是愚氓犹可训”的工作做足，才可在敌人矛盾中做到“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生产劳动是辩证法表现最丰富的地方，体现政治成熟标志不是政治家的立场坚定与否，而是对于辩证法的掌握和运用的成熟程度。教育一旦脱离生产劳动，它必然走向形而上学。自毁国家的为什么是苏联人？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苏联的教育失去了劳动实践这一重要环节，以分数、奖状、表扬等形式上的标准作为干部晋升和人才选拔的标准，这样干部就养成了“娱乐化”、“贵族化”、“精英化”的意识，这种意识导致他们与劳动人民越走越远。其结果是在苏联解体时全民无动于衷，因为这个国家与人民的命运之间没有了联系。

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06]此后，中国教育中便出现了中学生毕业后“上山下乡”，干部抽一段时间去“五七干校”进行“再教育”。1963年，毛泽东在武昌同王任重同志谈话时说：“干部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参加劳动，干部参加劳动，是保证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看再过十年二十年，也要出修正主义。”[107]1964年2月，毛泽东总结宋明以来的亡国教训时说“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作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他要求“教育革命”，认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108]

毛泽东“妖为鬼蜮必成灾”的担心终在苏联看到了结果。1991年，撒切尔在美国休士顿有个讲话[109]，意思是苏联经济上是计划经济，西方自由经济搞不过它。借助计划经济，加上独特的精神和物质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的运用，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把西方国家挤出世界市场。怎么办？撒切尔说要对其制造内部问题，要找代理人，这个人就是戈尔巴乔夫。撒切尔的智囊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慕虚荣，还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关系良好。所谓“精英”在今天的中国也叫“公知”。2008年美国给戈尔巴乔夫一个“自由大勋章”，老布什拍手向戈尔巴乔夫祝贺：谢谢你帮助美国把苏联干掉了。戈尔巴乔夫竟然将这枚勋章挂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基辛格评论赫鲁晓夫说：“他在启动改革过程这方面，可谓是戈尔巴乔夫的祖师；改革的影响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却叫他追悔莫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覆亡始于赫鲁晓夫。”[110]

为什么苏联出现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这类脱离实际的领导人，因为他们的教育制度没有一套“僧是愚氓犹可训”的教育机制。中国为什么可以避免这类人走上最高领导岗位，因为毛泽东曾为我们提出并实践了这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制度并由此培养出了一定的治国理政的人才。如果套用基辛格这句话也可说：今天中国仍在强劲发展，其人才后备，可始于毛泽东推动的那场以“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宗旨的教育革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没有明确地点出这个问题，但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的根源应当从包括土改在内的毛泽东的成就去寻找。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书中认为：

中国的这种社会变革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发生的？这些社会变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实际上很多是发生在毛泽东政策的活跃时期。毛泽东是有意识地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扩展建立基础的吗（他事实上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个假设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毛泽东的土地改革、普及识字、扩大公共医疗保健等等政策，对改革后的经济增长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后的中国受益于改革前中国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应该得到更多的承认。[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