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雨落幽燕”: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
明朝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东北稳定与否,直接关乎新生政权的安危。1949年年初,从西柏坡准备进京的毛泽东风趣地将此行比喻为“进京赶考”:毛泽东在回答周恩来“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的话时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84]毛泽东明白:腐败在初取天下的农民政权那里普遍存在,但并非都因此像李自成政权这样甫立即亡;正是关外失控——而非仅仅是所谓新政权自身的“腐败”——才是导致李自成败退主要原因。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需要我们了解中国地缘政治的特点。
我们知道,国家安全与其地形息息相关。中国地形是平原少山地多。平原与山地具有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功能。前者有利于形成大规模的成建制的装备及其部队军力合成,而后者则有利于分解成建制装备和部队的合力,这给游击战在中国留下了大显身手的天地。中国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和高原占全国总面积的2/3,这样的地形围绕华北平原由西向东形成半月形包围,它们犹如耸立起的一簇簇铁刃,将进入其中的形成于平原地带的集团军战斗合力瞬间以碎片化的方式予以消解,而使能发挥当地人民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游击战的优势成倍增加。这不仅是将欧洲军事理论生搬至中国境内作战的西方入侵者无不以失败告终的重要原因,而且也是模仿欧洲军事理论的国民党军队在与军事理论完全本土化的共产党军队作战时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
由于海上和山地均不能形成成建制军事合力及由此形成的大规模和长期的装备持续跟进的空间条件,因而从东海的入侵并不能动摇中国国力的根本,而从朝鲜半岛登高西进后就是一泻千里的东北大平原;占据东北大平原就有了可形成成建制的军事合力力量和装备的大规模和长期的持续跟进的空间条件。有了源源不断的部队及其装备的持续跟进——而这些在海上和山地是不能实现的,就可造成地区性长期占领的物质条件。由于占据东北三省,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可以持续十四年;由于没有陆基遑论东三省,19世纪40年代英国只能对中国短期侵扰。经验表明,装备跟进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长短决定战争的成败,陆基而非海基的大小决定装备制造及其跟进的持续时间的长短。
与西北地区不同,从西北经关中平原东进中原,或从蒙古高原南下中原仍有一系列山川险固需要克服。而东北平原则不同,南出东北平原,仅有山海关一线之隔,越过山海关,就是呈扇形推开的更为广阔的华北平原,这使得形成于东北平原的大规模集团军合成战力优势有了更为广阔的释放空间。东北不保,华北危矣,故此,抗战结束后,中共与国民党争夺最激烈的是东北,东北搞定后,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就只是时间问题。
事实上,“关外问题”并非始于明代,自隋朝始,它就日益成为中国政治稳定的“软肋”:隋之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全国性的长期战乱,其爆发源头多出自关外,在这一地区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递到北京政治中枢,如果中枢对此反应无力或失败,接踵而至的就是中央政权退至中国长江一线,其结果要么是国家分裂,要么是政权更迭。二者必居其一。隋炀帝和唐太宗都曾意识到但无力消除酝酿于东北关外的乱源,至明时东北亚已成为中国政治风暴持续发作的风口。毛泽东注意到了这点并因此对东北平原在中国地缘政治中的极端重要性予以高度重视。
1945年日本失败前夕,已占据陕北高原的毛泽东高度重视东北的战略意义。5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时明确指出:“东北四省[85]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86]6月10日,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的报告时再次强调:
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的发展,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87]
1945年10月19日,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发展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加写一段话:“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88]10月23日,毛泽东又电东北局,要求:“竭尽全力独占全东北。”[89]
与李自成初取天下时面临的形势相似,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950年6月东北亚便燃起了战火——6月27日美国出兵朝鲜。遥望东北亚正在升起的战云,毛泽东不可能不想到李自成大顺政权因痛失关外而甫立即亡的教训。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彻底杜绝了新中国重蹈李自成因忽视或失控于“关外问题”而功败垂成的任何可能。1950年,美国出兵东北亚,毛泽东一改隋、唐远征为援助朝鲜的方式,借苏联的支持出兵协助金日成,一举将“关外问题”远远推到“三八线”以南。中国东北从而华北由此稳定至今。
1953年中国在朝鲜战场上胜利的意义是极其深远的。它不仅将美国抵到三八线以南,同时也使苏联看到中国军事力量的不可战胜,从而放弃了在雅尔塔秘密条约中获得的并为蒋介石承认了的在东北的利益。1953年1月,就在朝鲜战争即将签订停战条约的前夕,苏联将从赤塔到满洲里经哈尔滨最终至大连港这条贯穿苏联远东关键利益线的中东铁路无偿移交中国。此举不仅将中国北方的安全线——在蒋介石时期的中国东北方向的安全线一直游移于山海关一线——大幅北移,更重要的是,它也使独立不久的外蒙古通往海参崴和辽东半岛出海口关键陆上通道从苏联控制区转入中国手中。朝鲜战争胜利给中国带来的这一意外成果对蒙古的发展和中蒙两国的未来关系定位有着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的意义。
1953年7月27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与联合国军总司令在朝鲜板门店签署《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总结了抗美援朝的意义,第一条就是:
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90]
毛泽东与唐太宗、隋炀帝一样都注意到东北亚政局对中原政治的影响,不同的只是毛泽东没有把中国的安全边界锁定在山海关而是锁在朝鲜半岛的“三八线”。正是有了抗美援朝的胜利及朝鲜人民“守住三八线”给中国东三省带来的稳固的安全形势,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的布局中才可以将“东北除外”[91]。知道了这些,我们再重温毛泽东1935年10月写的《沁园春·雪》中“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诗句,就会明白此非虚言。
如果明白了抗美援朝的胜利对中国整体安全的关键意义,再读毛泽东于1954年夏写的著名的《浪淘沙北戴河》,就会理解其中所蕴含的战略意义。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1950年6月突发的朝鲜战事犹如“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1953年7月抗美援朝的胜利,阻止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向北方朝鲜发动的入侵,并彻底排除了中国东北再次受到东来威胁的可能性。毛泽东这才有了“换了人间”的心境。抗美援朝的胜利将使中国东北从而中原的安全完全有了保障。英雄总会惺惺相惜,这时作者想起当年面对同一任务的曹操。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为了肃清袁氏残余势力,也为了彻底解决三郡乌桓[92]入塞为害问题,决定远征乌桓,大获全胜,胡、汉降者二十余万。这次胜利巩固了曹操的后方,这加速了曹操挥戈南下统一中国的战略实施。如把前后的事件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出,北征乌桓对曹操来说是一次多么重要的战争,而《观沧海》正是曹操北征乌桓得胜回师经过碣石山时写的。曹操登上当年秦皇、汉武也曾登过的碣石,秋风萧瑟,曹操壮怀激烈,考虑着如何挥师南下以实现他统一中国的宏愿。诗言志,曹操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宏伟的抱负融汇到在碣石留下的诗歌里。
曹操在65岁的时候,解决了山海关一带乌桓三郡对内地的威胁;1953年毛泽东正逢甲子年,抗美援朝胜利几乎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来自朝鲜半岛对中国东北的安全的威胁。但二者尽管范围不同,但对中国安全的意义都是一样的。毛泽东将中国安全线推至朝鲜半岛上的“三八线”,这是中国从唐太宗以降,没有人做到的事情。看到这些,如果再结合1950年10月毛泽东《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一词中“万方乐奏有于阗[93],诗人兴会更无前”诗句,就不难从地缘战略上感受到毛泽东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中“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诗句,在西北和东北全部搞定后,所由衷发出的那种大自在的放松心境。
东北问题彻底搞定后,西北问题的解决则可进一步推进:1955年10月1日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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