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章

学风是党的优良作风，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 2017年是毛泽东同志发表《实践论》和《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80周年。这两篇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哲学基础，在中国革命史乃至我们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中具有恒久的科学价值，这“两论”持续不断地推动着中国社会的繁荣发展。

毛泽东同志的“两论”是基于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外国模式向中国模式的转变，发展并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和表述方式，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锐利思想武器。

“两论”最初是毛泽东同志在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稿，讲演时间为1937年的7、8月间。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刚刚结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毛泽东同志于此时讲这两个问题，指向非常明确——从哲学上对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进行总结，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武装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以迎接抗日战争新阶段的到来。思考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根本性质和思想基础，毛泽东同志从全面抗日战争的战略任务对实践和矛盾问题的深入分析，并由此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结论，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受到了一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以及思想路线的深刻教育。藉此为新起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论辩证法，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教训，最终成功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革命道路。

一、“两论”以扫清党内教条主义为主要目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建构了科学合理的实践形态

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实践论》《矛盾论》的诞生，不仅是适应中国革命需要，以及我们党思想理论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人类哲学思想发展内在逻辑的需要，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构建了科学合理的实践形态。

《实践论》的主题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矛盾论》的主题是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这“两个统一”为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这“两论”是反对党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实践论》深刻揭露了“左”、右倾错误认识论根源，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矛盾论》深刻揭露了“左”、右倾错误的形而上学实质，指出他们不懂得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这一认识过程的辩证法，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只是千篇一律地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两论”彻底批判了“既不懂得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去取得对于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也不懂得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去检验我们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是否正确；既不懂得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具体研究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也不懂得以对这种特殊国情和特殊规律的研究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思想，从认识论和辩证法两个方面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作了充分的哲学论证，并对如何实现这种结合在方法论上给予了明确的概括和总结，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两论”的发表，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推进了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最终在党的“七大”确立了这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二、“两论”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哲学理论基础

（一）《实践论》作为一篇认识论的著作，根据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需要，通过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缺陷和教条主义者思想路线的弱点，从而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精神，集中阐明了认识与实践之具体历史统一的科学原理。在这个过程中，从许多方面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究。

第一，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性作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系统，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本质。

第二，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对认识过程作了深入研究，提出“两次飞跃”的著名论断。毛泽东同志不仅科学地论述了实现第一次飞跃，即：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飞跃的条件和方法，而且特别强调第二次飞跃，即：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的飞跃的重大意义，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飞跃。”这一论述，既充分体现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又进一步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点。

第三，第一次对人类认识的总规律作了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一论述，充分体现了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反映论与辩证法的统一，特别是把“再认识”作为人类认识总过程中一个基本环节加以强调，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一个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