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斐：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3）

三

文艺创作既是思想的升华，又是精神的显映，这便决定了其创作者的思想、精神、品格、道德对作品所具有的不可回避和遮掩的全方位、深层次影响。有什么样的作者，便会有什么样的作品。这就像什么藤开什么花、什么蔓结什么瓜一样，完全是一种自然和必然，乃至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史看似作品陈列的长廊，而其实则是作家艺术家们的灵魂展厅。在每一件作品的背后，都映现着其创作者的思想深度与精神高度，都承载着其创作者的心旌与道骨、气度与魂魄、愿景与追求，真乃“诗骚本自精魂铸，血性文章血写成；手驭搦管抒胸臆，辞邃更见真性情，丹青妙渲乾坤事，笔锋耕深旖旎出”。此处之“旖旎”，应当就是创作者的绮丽情怀与高尚精神对作品的熔铸与浇筑，以使之呈现出形制新颖、内蕴丰富、文质兼美、气象万千的新品貌与大情致。

文艺作品只有达到这样的境界，才可谓尽善尽美、至臻至优。然而，这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那便是创作主体的情态纯雅、德艺双馨。伟大的文艺展现伟大的灵魂，伟大的文艺来自伟大的灵魂。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切猥琐、渺小、低俗、卑微，都是与优秀文艺作品无涉的，也都是与优秀文艺家无缘的。可以说，优秀文艺作品，都必定和必然是雅中有朴、柔中有刚、乐中有理、娱中有德的。

高台教化、书香懿人、经典喻世、黉门隆德，向来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旨向与崇高追求。这个理念和传统，早已成为中国文化人和文艺家的处世矩度、严格遵循和至高至臻的愿景与追求。梅兰芳8岁学艺，11岁登台，直到年过花甲，仍在为演好《宇宙锋》《洛神》《断桥》《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代表性戏品而苦练功力。然而，就是如此业精于勤、终生专注于艺术之砥砺与进取的戏剧名家，当抗日战争到来时，他却毅然决然蓄须明志，无论敌寇怎样利诱、逼迫和要挟，都决不为侵略者和卖国者登台献艺。同样是在抗日战争中，向来以画花鸟虫鱼见长的齐白石，却一反常态，居然用画大螃蟹来讽喻和指斥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的日本侵略者。人们往往只艳羡梅兰芳的戏演得好，齐白石的画画得好，殊不知在这“好”的背后，除了才赋、苦练与勤学之外，更有高贵的品格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驱动和支撑。这种人品决定文品、艺术依恃德操的现象，不仅是文艺创作的一条规律，也是中华文化的一脉优良传统。

为什么浮躁会成为当今文艺创作的痼疾？为什么文坛上总会出现体量大于质量、数量急剧膨胀的状况？为什么在创作上有“高原”无“高峰”的现象长期得不到扭转？为什么一些名嘴、名角的出场价码越来越高，而作品和演出的质量却越来越低？为什么在一些创作中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越来越式微、越淡化，而所谓的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却日渐雀跃和弥漫？此中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创作主体的追求物化与精神矮化以及由此所造成的文艺目标转移与创作道路趔趄，乃至在“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上一定程度地陷入了蹉跎与迷茫。

想想看，周立波、柳青、欧阳山、孙犁、梁斌、杜鹏程、马烽等作家，都是从延安或解放区走出来的文坛宿将、文学巨擘，他们完全有条件、有资格在京城做大官、享清福，可为什么偏偏要一竿子插到底，举家沉在最基层的百姓群落里，做社员、干农活，同老乡们一块地里沐风雨、一口锅里搅稀稠？按照他们的名气和水平，随便写点什么，报刊都会争先恐后地抢去发表，可他们又为什么常常要把自己认为不满意的稿子撕毁或者烧掉？以他们的经验和能力，一旦进入创作过程，每天至少还不写三千五千、万儿八千字么！可他们却常常提笔踟蹰、行文木讷，字字句句都着力推敲、反复斟酌、颇费思量。柳青说，他最多一天只能写500字左右。马烽说，他常常把笔抓在手里，老半天都写不出一个字来。杜鹏程写《保卫延安》时，经反复修改而废弃的底稿竟能摞起来当椅子坐。而当初学写作者向周立波“取经”时，周立波只字未答，只是从床底下拉出一个装满退稿的箱子，说：“这就是经验！”至于梁斌，为了下功夫修改《红旗谱》，竟硬生生地辞掉了天津市副市长职务的任命。《红旗谱》先后修改了8次，但当小说出版后收到寄来的稿费时，梁斌却用它为家乡建了一所学校，还叮嘱当地政府决不许用他的名字来为学校命名。马烽曾两度在北京任职，却从来不要单位分房子，只要求安排个临时住处。他两次都返回山西落户，并在汾阳县贾家庄扎下生活之根，建立了稳定的生活基地。他说：“京华虽好，但对于一个搞创作的人来说，却并非久留之地。”陕北汉子路遥至死都难以忘怀生活对他的馈赠和人民对他的恩德，他把自己对生活和人民的回报之愿与感恩之情明明白白地刻在了自己的墓碑上：“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

当我们的文艺家们都秉有了以上这些作家、艺术家的境界、品格、情怀与志趣时，那就定然会使阻拦和搅扰文艺创作趱步前行、快速提升的诸如浮躁、趋利、浅悖、粗劣、低俗、平庸、炒作、畸变等，都统统消弭，从而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和冀望的——“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

（作者：山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