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推进首都治理现代化面临的挑战
北京作为首都,在贯彻总书记治理现代化思想上,做得怎么样呢?贯彻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呢?
(一)治理民主化面临的挑战
追根溯源,民主在它刚出现的时候,并不像现在这样受欢迎。民主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城邦政治。民主制度是当时的一种政治制度的形式,而且并不受欢迎,当时实行民主制的只有雅典等少数几个城邦国家,大部分国家实行的是贵族制。古希腊的思想家们认为民主会导致“暴民政治”或者是“愚民政治”。著名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就讲了这么一句话:“用抽签的办法来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用抽签的办法来雇佣一个舵手、或建筑师、或吹笛子的人、或任何其他行业的人,而在这些事情上如果做错的话,其危害是要比在管理国务方面轻得多的。”很不幸,苏格拉底就被自己所说的话给验证了。苏格拉底最后就是被公民大会以民主投票的方式给处死的。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民主并不一定会带来好的结果。这是从民主的“出身”来看。
另外,民主有时候的表现也确实不令人满意。再举一个例子,希特勒是怎么样成为德国总理,进而成为德国元首的呢?1932年魏玛共和国总统选举,希特勒得票率是36.8%,排名第二。排名第一的是兴登堡,最后的结果是兴登堡当选德国总统,虽然希特勒没有成为德国总统,但是他领导的纳粹党却在国会的选举中成为了国会的第一大党,得到了37.4%的选票,拥有国会608个席位中的230个席位,根据当时的宪法,国会第一大党的领袖将被任命为德国总理。至于后来他如何利用兴登堡总统死的机会,进而成为德国元首,我们不去讨论,就看他成为德国总理这么一个程序,就是民主的。所以说民主一定是好的吗?再加上最近国际上发生的一些事,我们称之为“民主乱象”。举一个例子,埃及昔日的总统穆尔西成为了监狱里的死刑囚犯。穆尔西是埃及历史上第一个民选总统。埃及被一些学者称为是民主的沙漠,所以当穆尔西通过民主的方式成为埃及总统之后,可以说是被给予厚望,尤其是西方国家,觉得民主之花在埃及这个沙漠中已经盛开,并希望带动整个北非地区都实行民主。但是,结果是什么?穆尔西执政不到一年,就被军人以军事政变的方式给推翻了,被判死刑,关进监狱了。
北京作为首都,要保持稳定,正是这种维稳的压力,加上刚才提到的民主出身不良和国际上发生的“民主乱象”,使人们对民主的认识产生了偏差。这是治理民主化的第一个挑战。
治理民主化的第二个挑战是公众参与首都治理的程度比较低。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个公众参与的理论模型——阶梯理论,就是把公众参与由低到高分为三个层次:最低层次的参与是非参与层次,中间层次是象征性参与,最高层次是实质性参与。我们的公众参与其实程度还不是很高,还没有达到实质性参与的水平。那么,为什么我们公众参与程度比较低呢?我给它总结了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与公众参与意识淡薄有关。参与意识的淡薄,源于我们传统的政治文化。我们历史上传统的政治文化强调的是臣民意识,臣民意识缺乏独立性,比如说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何来参与呢?参与意识的淡薄还跟“搭便车”心理有关系。什么叫“搭便车”?如果有一件事对所有人都有利,最后的结果是谁都不会主动去做这件事。比如,建灯塔对于航海来说是很有必要的,对所有在大海中航行的船只都有利,但是没有轮船公司会主动去建灯塔,而都希望别人来建,然后自己搭乘这个便利,这就是“搭便车”心理。参与意识的淡薄,还跟北京人口结构的特殊之处有关。北京市外来人口比重比较大,而外来人口对北京缺乏基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有这么一组数据,有关机构对流动人口的第二代作了调查,当询问这些小孩是哪里人的时候,有52.2%的人认为自己是外地人,只有11%的人认为自己是北京人。这就带来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认可自己北京人的身份,凭什么要参与北京的公共事务。正是由于归属感、认同感的缺乏,导致了公众参与的意识不是很强。
第二,与公众参与受到专业知识限制有关。现在的公共事务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的特点越来越明显,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需要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背景,这就提高了公众参与的“门槛”。比如,按照我国的相关规定,垃圾焚烧厂的选址与居民距离是多少米?哪些东西可以被焚烧,哪些不能被焚烧,金属、玻璃和电池可以被焚烧吗?这些问题有多少北京市民知道答案?因此,缺乏专业知识,也是导致公众参与程度低的另外一个层面的原因。
第三,与参与机制不完善有关。当前,我们主要的参与机制有:听证会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制度等。拿听证会制度来说,问题在于进入听证程序的人员或组织缺乏一个公开、规范的选择程序和标准。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民主治理方面仍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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