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治理现代化思想——以首都为例（2）

二、推进首都治理现代化面临的挑战

北京作为首都，在贯彻总书记治理现代化思想上，做得怎么样呢？贯彻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呢？

（一）治理民主化面临的挑战

追根溯源，民主在它刚出现的时候，并不像现在这样受欢迎。民主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城邦政治。民主制度是当时的一种政治制度的形式，而且并不受欢迎，当时实行民主制的只有雅典等少数几个城邦国家，大部分国家实行的是贵族制。古希腊的思想家们认为民主会导致“暴民政治”或者是“愚民政治”。著名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就讲了这么一句话：“用抽签的办法来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用抽签的办法来雇佣一个舵手、或建筑师、或吹笛子的人、或任何其他行业的人，而在这些事情上如果做错的话，其危害是要比在管理国务方面轻得多的。”很不幸，苏格拉底就被自己所说的话给验证了。苏格拉底最后就是被公民大会以民主投票的方式给处死的。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民主并不一定会带来好的结果。这是从民主的“出身”来看。

另外，民主有时候的表现也确实不令人满意。再举一个例子，希特勒是怎么样成为德国总理，进而成为德国元首的呢？1932年魏玛共和国总统选举，希特勒得票率是36.8%，排名第二。排名第一的是兴登堡，最后的结果是兴登堡当选德国总统，虽然希特勒没有成为德国总统，但是他领导的纳粹党却在国会的选举中成为了国会的第一大党，得到了37.4%的选票，拥有国会608个席位中的230个席位，根据当时的宪法，国会第一大党的领袖将被任命为德国总理。至于后来他如何利用兴登堡总统死的机会，进而成为德国元首，我们不去讨论，就看他成为德国总理这么一个程序，就是民主的。所以说民主一定是好的吗？再加上最近国际上发生的一些事，我们称之为“民主乱象”。举一个例子，埃及昔日的总统穆尔西成为了监狱里的死刑囚犯。穆尔西是埃及历史上第一个民选总统。埃及被一些学者称为是民主的沙漠，所以当穆尔西通过民主的方式成为埃及总统之后，可以说是被给予厚望，尤其是西方国家，觉得民主之花在埃及这个沙漠中已经盛开，并希望带动整个北非地区都实行民主。但是，结果是什么？穆尔西执政不到一年，就被军人以军事政变的方式给推翻了，被判死刑，关进监狱了。

北京作为首都，要保持稳定，正是这种维稳的压力，加上刚才提到的民主出身不良和国际上发生的“民主乱象”，使人们对民主的认识产生了偏差。这是治理民主化的第一个挑战。

治理民主化的第二个挑战是公众参与首都治理的程度比较低。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个公众参与的理论模型——阶梯理论，就是把公众参与由低到高分为三个层次：最低层次的参与是非参与层次，中间层次是象征性参与，最高层次是实质性参与。我们的公众参与其实程度还不是很高，还没有达到实质性参与的水平。那么，为什么我们公众参与程度比较低呢？我给它总结了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与公众参与意识淡薄有关。参与意识的淡薄，源于我们传统的政治文化。我们历史上传统的政治文化强调的是臣民意识，臣民意识缺乏独立性，比如说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何来参与呢？参与意识的淡薄还跟“搭便车”心理有关系。什么叫“搭便车”？如果有一件事对所有人都有利，最后的结果是谁都不会主动去做这件事。比如，建灯塔对于航海来说是很有必要的，对所有在大海中航行的船只都有利，但是没有轮船公司会主动去建灯塔，而都希望别人来建，然后自己搭乘这个便利，这就是“搭便车”心理。参与意识的淡薄，还跟北京人口结构的特殊之处有关。北京市外来人口比重比较大，而外来人口对北京缺乏基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有这么一组数据，有关机构对流动人口的第二代作了调查，当询问这些小孩是哪里人的时候，有52.2%的人认为自己是外地人，只有11%的人认为自己是北京人。这就带来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认可自己北京人的身份，凭什么要参与北京的公共事务。正是由于归属感、认同感的缺乏，导致了公众参与的意识不是很强。

第二，与公众参与受到专业知识限制有关。现在的公共事务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的特点越来越明显，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需要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背景，这就提高了公众参与的“门槛”。比如，按照我国的相关规定，垃圾焚烧厂的选址与居民距离是多少米？哪些东西可以被焚烧，哪些不能被焚烧，金属、玻璃和电池可以被焚烧吗？这些问题有多少北京市民知道答案？因此，缺乏专业知识，也是导致公众参与程度低的另外一个层面的原因。

第三，与参与机制不完善有关。当前，我们主要的参与机制有：听证会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制度等。拿听证会制度来说，问题在于进入听证程序的人员或组织缺乏一个公开、规范的选择程序和标准。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民主治理方面仍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