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革损益:中国传统制度文化的精髓（2）

　　因世更化 与时俱进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因与革是认识制度演进的两个向度，二者缺一不可，是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的关系。治国理政的政治实践中，有时侧重因循守成，强调恪守祖宗之法和祖制祖训，例如北宋真宗以后形成的祖宗之法，明朝对洪武祖制及皇明祖训的遵循。有时又侧重损益变通，例如汉武帝时董仲舒进《天人三策》提出全面“更化”理论，宋神宗时王安石提出“祖宗不足法”的变法主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对制度改革和创新有重大贡献的人，往往是思想家、经学家，他们对历史和文化传统都有着透彻的理解。

董仲舒的“更化”理论，以总结“天人之征、古今之道”的《春秋》为指导思想，以“奉天而法古”为基本准则。要从理论上奉天，就必须从实践中法古。而所谓“古”，在董仲舒看来，主要是指上古尧舜之时，即使是夏商周三代，也不足以成为最高目标。只有上古的尧舜，才是至高的圣人。他之所以要把治国的目标定得那么玄远，似乎可望而不可即，就是要强调教化的过程。太平之世，制礼作乐，是一种伟大的政治理想，永远为这个理想而奋斗，才能不断进步。董仲舒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并非主张治世之道不须更张，而是强调彼时天意已变，需要全面“更化”。

王安石不顾北宋政治斗争中祭起“祖宗家法”来打击政敌的惯常做法，不顾文彦博对宋神宗“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的告诫，毅然指出：“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变改？”不过，“祖宗不足法”的主张，乃是建立在制度因革的辩证关系基础上。祖宗之法不足守，并非要完全抛弃祖宗之法，而是不必墨守祖宗之成宪。其实，在是否需要改革的原则上，保守派和改革派并未有实质性分歧。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改革方案，考虑的是改革的成本和风险。他承认现状并不令人满意，但改革需要具备各方面条件，否则反而可能导致垮得更快。司马光说，“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则不更造；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则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矣。”王安石则持较为乐观的态度，他觉得自己已经把准了社会弊端的脉，只有抛开各种矛盾往前走才能开出一条路来。他说，“治天下譬如医用药，当知虚实寒热，方虚寒时，纯用乌头附子不患过热”。

抛开对诸如“天不变，道亦不变”等思想言论断章取义之曲解，即使针对事实上制度的因循沿袭一面，如果对此过分强调而忽视其创新内容，则无疑会夸大中国制度文化中保守之惰性。“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任何朝代的制度建设皆有其“革故鼎新”一面，都不可能完全因袭前朝。各种历史文献中有关“汉承秦制”、“宋承唐制”、“清承明制”等模式化的书写，并不能掩盖后一朝对前朝制度的损益变通。即使在同一个朝代的不同时期，出于行政合理化的客观需要，也必须完善制度的自我更新机制，并不断调整制度、建设制度。即如强调恪守“祖宗之法”的北宋，却恰恰是以“防弊”、“矫失”为立国精神的。宋太祖即位赦书中说，“革故鼎新，皇祚初膺于景命；变家为国，鸿恩宜被于寰区”。“防弊”、“矫失”，就是在行政理性化驱使下制度自我更新的内在动力，本身已经成为“祖宗之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制度具有高度的历史延续性，制度文化中强调相因也就有了必然性与必要性。元代史学家马端临作《文献通考》，其所考制度，重点在于“通乎古今而代有因革者”。其《自序》特别指出，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虽然贯通古今，但是“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所谓理乱兴衰其实是代各有史、互不相因的，而“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唯其如此，制度建设必须有因才有革，因革损益是中国传统制度文化的精神内核。讨论制度必须要博而好古，必须要有跨越朝代的历史坐标，只有“会古酌今”，才能做到“灿然一新”。改制必须托古，这是中国古人的惯性思维。所以，唐人李翰在为杜佑《通典》所作序言中强调“三代之道，百世可师”，提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终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但是，所有对制度相因相袭特性的强调，都是以随时损益、与时俱进为落脚点的。